12月1日，教育部党组通报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就在此前一周，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在内的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问题接受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而接下来的一周也不平静。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天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纪委、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胡铁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先后进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纪检监察报》显示，2014年教育部巡视5所直属高等学校和3个直属单位后发现突出问题130个，提出整改意见建议40条， 7名处级以上干部被免职。今年4月，教育部曾提出，全年拟派出20个巡视组，实现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和驻外教育机构巡视的全覆盖。

　　而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今，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全国已有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其中有17所属“211”或“985”高校。截至目前，据公开信息显示，32人正接受组织调查，已有14人被“双开”，11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6人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曾表示，高校绝非一片净土，违规违纪问题仍然严重。原本安静平和的象牙塔里，一场反腐风暴正在展开。

　　招生、基建、科研经费使用是高校腐败重灾区

　　从已经被通报的案例来看，招生、基建、科研经费使用已经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在本月开庭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一案中，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在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万元。而就在其案件开庭前，《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刊文透露，在蔡荣生任职期间，担任人大校长的纪宝成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目前仍没有公开纪宝成被处分的原因，但是据人大内部人士称，纪宝成在蔡荣生被捕后被怀疑存在“与大学招生有关的不当行为”。

　　蔡荣生涉嫌的违法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人大自主招生环节，但是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除却5%的自主招生名额外，利用预留指标进行“点招”、操控艺术体育类招生面试环节、“定向生指标”招生、造假舞弊获得保送生资格，在专业调剂、调档、补录报送等环节暗箱操作等都是招生领域权力寻租的重灾区。

　　此外，另一个腐败高发领域便是基建工程。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曾在2014年年底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透露，基建工程案件占到全国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情况统计总数的24%。

　　在今年11月17日进入二审程序的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一位“211”高校正职校长。根据南昌市检察院的指控，周文斌涉嫌受贿2200万元、挪用公款5800万元，主要来源为南昌大学新校区的工程招标及工程款项使用环节。今年4月开审的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涉嫌受贿案中，安小予被指控在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方面非法收受现金和财物共计人民币353.4万元。

　　如果说招生或者基建还需要当事人在高校内有一定的职位基础，那么在高校内更加普遍的贪腐行为便涉及科研经费的违规使用。2013年以来，教育部面向直属高校开展了两批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在去年通报的几起典型案例中，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通过将科研经费划入自己控制的公司贪污945万余元；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宋茂强借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存折冒名领取劳务费68万元；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澎涛、王新月夫妇以虚假采购涉嫌贪污264万余元；山东大学刘兆平通过开虚假发票骗取科研经费341.8万元。由此可见，科研经费在项目立项、经费使用管理、项目审查监管等环节都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形成了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此轮高校反腐查出“顶风作案”

　　除去持续查处高校内的腐败案件，查处象牙塔内的违纪行为也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央第八巡视组10月31日进驻教育部以来第一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被通报的高校。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视组就曾进驻过中国传媒大学，并进行了为期6周的巡视工作。

　　在2015年1月教育部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当时的巡视组组长、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朱玉泉曾特别针对八项规定指出，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仍然超标配备办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现职和近年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均配备固定公务车辆和固定司机。此次因为公车和住房问题被通报的党委书记陈文申和校长苏志武当场都表示会“立行立改”。

　　4月，中国传媒大学向教育部汇报巡视整改结果，表示违规使用公车和超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均已整改完毕。但是根据媒体报道，一直到11月底8 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通报违纪后，中国传媒大学才开始“紧锣密鼓地给学院办公室做隔断”。

　　事实上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这并不是第一起被通报的高校领导违规使用公车或超标使用办公用房。就在今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兼基地建设与成果管理处处长、学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万青云就被教育部通报批评存在公车私用问题，对此，华中科技大学纪委给予万青云党内警告处分。对此，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通报的一系列案例都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例。案例表现形式不一，但从根本上讲是教育系统管党治党的力度有层层递减的现象。他同时指出，此次所涉及的党员干部，有的自我膨胀、党性弱化，有的心存侥幸、顶风作案，有的自作聪明、欺上瞒下。这些问题充分印证了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袁贵仁同时点名批评了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的问题。他表示，国家开展“小金库”治理多年，但北京邮电大学有关部门、部分科研人员知错不改，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和廉洁纪律。“小金库”时间跨度之长、开设账户之多、涉及人员之广，在教育部查处的问题中前所未有，令人震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来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象牙塔中的腐败违纪案件”的查处与通报力度，可以看出“教育领域的反腐工作力度正不断加大，覆盖面越来越广，既要查贪污腐败问题，也要让高校领导干部队伍不断强化廉政意识”。

　　专家：从小细节入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

　　尽管自十八大以来，重拳出击高校腐败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但是在一周内连续两次通报4所高校党员干部违纪问题也实属罕见。对此，袁贵仁表示，此次教育部密集通报和曝光一批违规违纪问题，就是要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使命，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纠正“四风”是硬任务，教育系统绝不允许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存在之地，也绝不允许个别领导干部在其位不履职、不尽责、不担当。

　　虽然这一轮象牙塔反腐风暴因在短期内密集通报而格外引人注目，但也有评论认为所涉情节与以往对比“看起来并不严重”。既没有耸人听闻的贪腐数字，也没有触动神经的“桃色新闻”。各所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办公用房、用车超标、违规宴请等方面。其中，中国传媒大学被通报的8名党员领导干部中，有一半涉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则因为其女违规操办结婚宴席而被给予处分。

　　“这些看上去是小细节，但也是底线，是对高校管理者的权力监管和限制。” 汪玉凯表示，从八项规定入手查高校违纪腐败，更能起到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也显示了教育部打击教育腐败的决心。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无论是大的贪腐行为，或者是小的作风问题，都是对高校管理者和党员干部的硬性要求。二者也是需要“同时抓，时时抓，防微杜渐”。

　　此外，此次新一轮的高校反腐风暴还出现了“连窝端”的情况。有别于过去分别通报，最近的两轮通报中，涉及的4所高校都出现了多名领导干部同时被通报的情况。汪玉凯表示，对于高校的违法违纪现象，不仅要严查，同时还需要对高校的管理体系进行深度改革，尤其是在对高校领导权力的监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