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养老金并轨和延迟退休政策的明确，养老保险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而延长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改革时间点尚未明确。近日，有网站转载该新闻时，用了“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将延长 官方：已成共识”的标题。一时间，引发网民热议，不少人颇多异议：“又‘被共识’了”，“说延长就延长，民意考量在哪”……这些解读不乏被标题党误导的意味，但它也呈现了凸凹不平的“舆论地表”的一角，而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是否延长，也应将这繁复多元的民意基础考虑进去。

　　同意将最低缴费年限延长，自然不乏其理由。报道中就提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人士曾对外表示，“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5年，从社会保险可持续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这有其现实依据：应看到，目前我国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这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刚建立社保制度时具体“国情”而设计：因当时许多企业员工已40、50岁了，离退休已不远，且当时社保“牵引力”还不够，为吸引自谋职业者、非全日制工等参加社保，最低缴费年限定为15年，也是种务实权衡。但时至如今，这两种现实条件都有了改变，最低缴费年限随之作出调适，似乎合情合理。

　　毕竟，虑及眼下社会职工退休年龄，“最低缴费15年”的制度设计，难免催生出“交15年，拿25年”的局面。而这加剧的养老金缺口压力，势必会向“下一代”转嫁，造成寅吃卯粮的情况，所以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讲，该考虑改变代际转移支付的情形。而将最低缴费年限延长，并不等于人们的缴费时长要普遍延长：按照劳动法规定和时下正常用人单位的社保缴纳制度，都会是在一年缴一年，直至退休，而非缴了15年就不缴。

　　但该话题之所以广受关注，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它延续了延退在退休问题上带给公众的权益受损想象。对人们而言，延长最低缴费年限至少在直接利害上，不会带来什么获得感。相反，它可能影响到数量不小的失业待业人员、农民工群体及社保缴纳不规范的民企私企员工。因为社保缴费刚性要求是在2000年之后，而这些人有的年龄已四五十，找工作不容易，缴费尚不足15年，补足跟15年的差距本就负荷不小。而一旦延长最低年限，意味着他们还得多自缴，这可能增加“断保”现象。

　　在此背景下，最低缴费年限是否该延长、怎么延长，显然宜有更科学的评估、充分的考量，而不能只着眼于弥补养老金缺口。

　　正如有些人所言，养老保险改革，比起强制性要求统一延长最低缴费年限，更应在“多缴多得”的制度激励上着手。也就是说，要改变现行的“缴费每满1年计发1%社会平均工资”这种缴费年限与养老待遇间没有明显正相关关联的养老金计发方式。后者如今已造成负向激励作用，导致很多企业、职工会减少缴费，过了最低时限就不缴。而要让缴费长短对领取养老金的影响更明显，就需要完善“长期缴费，则基础养老金累进加发”等机制。

　　而即便要延长最低缴费年限，方式上也要有所讲究。跟与养老金并轨、延迟退休一样，它不宜“一延了之”，而应走分类推进、循序渐进路线。像养老金并轨，就实行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延迟退休，是踩着“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节奏，退休年龄每年延长几个月。延长年限，同样该如此，可考虑最低缴费年限“年递增”机制，并考虑行业实际，兼顾农民工等群体的利益。

　　说到底，改革养老险最低缴费年限，必须具备更多民生视角，以民意共识为基点去推进，以避免最低年限延长和延迟退休叠加对公众的强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