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方婷，家乡河北保定，211院校本科毕业，2015年5月完成香港理工大学口译专业研究生课程。算半个海归。她曾想“港漂”，但因是家中独女，父母在，不远游，她选择了回到离家较近的北京，目前在一家外资商业杂志见习。

    最近，方婷有点“亚历山大”。11月29日，她将和140余万考生一起参加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她报考的目的，是想解决留在这个城市的根本问题：户口。

    旅途

    两个小时前，坐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方婷还不忘拿出随身带着的行测真题集刷两道。

    “设有三个自然数，分别是一位数、两位数和三位数，这三个数的乘积为2004，求这三个数之和。”方婷拿起笔在草稿纸上演算起来，“2004因式分解就是…2、2、3、167”。这样的题，在方婷小学时，数学老师就经常操练。虽然曾历经“魔鬼训练”，但自从大学学文，数学久不接触，生疏了许多。

    “国考里特别多这样的题，不难，就看反应速度够不够快”，方婷苦笑着，说自己练了几次真题，每次都剩了大半没做完，这样的状态想要考上几乎没可能。前年考上公务员的大学同学告诉她，国考的笔试没有捷径，全看熟练程度，数学和逻辑题也多半都在一个大题库，“同题出现”的概率很高。

    花大把时间刷真题对方婷来说很难实现，只能想办法挤出各种零碎时间。乘地铁捧着书坐过站的傻事，方婷最近一个月没少干。

    火车上的时间很快，刷题间隙，方婷抬头望了眼车窗外雾霾笼罩下渐行渐远的家乡——据说那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逃离者。

    备考

    “叮”，电梯到了10楼。推门进屋，是一间不大的二居室。每月5100元的租金，和两个室友平摊后到她这儿是1550元。这样的房价在北京三环并不算高，但对于试用期仅3000元月薪的她来说，无异是一笔巨款。

    为了节省饭钱，上班的日子里，每天中午方婷都用订餐软件叫外卖，这样有红包送，会便宜点。方婷掏出大衣口袋里积攒的外卖优惠积分卡，小心地将它们放在桌角，据说集满5张就可抵扣20元。

    随后，她打开行李箱，取出从家里背到北京的“补给”：茄子、芹菜、小米、红豆、两瓶老干妈，还有临上火车时妈妈塞进包里的自制熏鱼。室友在一旁坏笑揶揄：“北京什么没有啊？你还从家带这些。”她答：“这不是还没有正式入职嘛，而且本来家里就有。”

    收拾完行李箱，顾不上吃晚饭，方婷就匆匆把自己锁进了房间。卧室是两个姑娘共享的，两张床一摆就只剩下一条狭窄的过道。挨着墙壁支起的白色隔断是方婷的临时书桌，上面摆着几本八成新的公务员考试辅导书。她拖来凳子和小台灯，开始复习。

    复习的时候，方婷看着教材上的申论总是走神，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她甚至会把答案读出声音来，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机械地记忆。她说“要得分”是说服自己看下去的动力。

    机械背诵了近一个小时后，方婷累了。她合上书，抱起笔记本，打开应届生网站浏览最新的求职信息。“央视的校招也开始了，知道没什么戏，但为了户口试试呗。”

    备考中的方婷，也不忘给自己找找后路。

    那年

    两年前的毕业季，身为公务员的爸爸建议方婷报名国考，说这是留在北京的最快捷通道。期望她进入体制内工作，在北京安家落户，也是父母的夙愿。在家乡的小城，这样的心态几乎很普遍，童年时的玩伴不少也都在地方事业单位就职，过着体面又安稳的生活。

    性格外向喜欢变化的方婷实在无法想象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几经周旋，大四那年她与二老达成妥协：一年时间，让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承诺学成归来以后，去北京发展。

    如今，游走在京城的繁华地带，方婷偶尔也会回想起几个月前硕士毕业前夕，她和同学一起浪荡在后半夜的红磡吃鸡蛋仔、计划着回内地要如何学以致用、大干一番的画面。

    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内地的就业环境远没有她想象中乐观。“海归”的身份在找工作时也并未显现出多大优势，有的单位还会觉得“海归”可能对薪资有更高的要求。高不成低不就，成了方婷和很多有着类似经历的留学生一样的困惑。

    在找到现在供职的这家外资杂志社之前，她在多家教育机构当过助教、给国际会议做过陪同口译。“几乎是给人做牛做马，24小时随时待命的状态。”即便如此，这些工作也没能解决她想要留在这座城市的根本问题：户口。

    由于海外留学生增多，自2009年起北京逐渐收紧留学生落户政策。很多海归的师姐师兄入职几年了，却仍在落户的Waiting-list中苦苦等候。

    方婷细细思量后发现，想要拿到北京户口，考公务员或许是最稳妥的选择。只要能够在中央机关上班，落实北京户口的机会将大许多。

    最终，她重新拾起了两年前被她塞进角落的辅导资料，加入国考备考大军。

    选择

    这天晚上，方婷有些失眠。晚上9点，杂志社的上司忽然来电话，要求她帮忙协调第二天的晨会和策划下周选题。她扔下复习资料就猫在电脑前处理工作，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复习计划又一次被搅乱了。

    每天朝九晚六的工作节奏，媒体行业不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让方婷的复习计划显得支离破碎。很多次，每当方婷忙完工作静下心拿起真题集的时候，已困得恨不得倒头就睡。但她又不得不硬撑着，尽管有时候深夜复习效果不佳，但她觉得这样自己心里会好受些。

    每当夜深人静时，很多事就开始在方婷脑袋里转：现在的工作谈不上热爱，但至少还是她喜欢的。但是一想到它并不能实现自己在北京安家落户的心愿，就心下一紧。

    这天再次失眠的方婷和境遇相似的室友夜聊到很晚。相比家乡，北京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资源，都让她们动心。方婷很无奈，有时候，压根儿就不是她自己在做选择。

    父母要求她在毕业第一年内就确定今后能否留在北京，这让方婷倍感压力。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她实在没法在短时间内给出答案。

    在香港求学一年，学费、房租和生活费，前前后后花了将近20万元，如今这些都成为压在方婷心里的包袱，刚回来时的优越感也渐渐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焦虑。

    “我也不愿意就这么漂着，但又回不去家乡。”

    方婷觉得，这时候回去，无异于一个失败者。她害怕让爸妈失望，更害怕面对亲朋故交异样的眼光。

    她说，除了尽力准备考试，已经别无选择。

    这像极了30年前，刘索拉那篇《你别无选择》中那个著名的桥段：“你老老实实学习去吧，傻瓜。你别无选择。”

    不过，和小说中李鸣申请退学失败后赖床不起不同，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方婷选择坚持。

    11月中，近一个月的煎熬后，方婷角膜炎复发，不得不停下工作回保定家中休养。

    病中的方婷念叨着，自己一定会回来参加国考笔试。

    但能否通过，她并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