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国家卫计委通报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首次透露，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这是近半年来卫计委第6次回应“全面二胎”问题。

　　这一表态与过去5次对同一问题的回应不同，被认为是一大突破，同时被舆论解读为生育政策的松动。

　　尽管卫计委否认了年内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二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的必要。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二胎政策的松动，或始于大部制改革。2013年年初，卫生部与人口计生委合并，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期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也一直呼声很高。

　　而最近一次的官方表态是，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回应关于“何时全面放开二胎”的问题时说，要积极做好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论证工作，同时强调了“权衡利弊，审慎决策”，“正在按中央的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

　　此前，卫计委确认，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

　　卫计委一度的预期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

　　事实上，“单独二孩”政策并未带来人们当初普遍预料的“井喷式”申请和出生人口的激增。

　　“考虑到今后的养老问题，很多人并非没有再生育的意愿，可每个人也都在计算生育成本，住院费、生育费、抚养费、误工费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2013年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之后，尽管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按照政策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王佳欣并没有动生二胎的念头。

　　“我很喜欢孩子，也想再要一个，但是现实情况还是不允许。”王佳欣无奈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虽然她和丈夫在北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即将上幼儿园的儿子每月的开支还是让他们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每月上幼儿园就要3000多元，再加上其他的费用，一个孩子每月就要6000元左右，如果再要一个孩子，还房贷都有些困难了。”王佳欣说。

　　更让王佳欣发愁的是，如果再要一个孩子，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谁来替她带孩子？双方父母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如果要了二胎，自己就面临着彻底放弃工作做全职妈妈，而他和丈夫的收入，显然不允许她这么做。

　　王佳欣的苦恼并不是孤例。

　　对许多夫妇来说，生育二胎并不是一个诱人的选择。3岁以下的孩子无法入托，而保姆市场又缺乏管理，疏于看管的事情比比皆是。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人，较2013年多47万人，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创近十年来新高，但并未超预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106.9万的申请数字，比实施之前200万的预期低了很多，而实际生育数将会更少。

　　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中约39.6%有再生育的打算。

　　但如今“单独二孩”放开近两年，申请再生的人数远远低于卫计委预期，这成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直接依据。

　　放开的必要性

　　根据卫计委7月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0岁至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降低0.1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连续3年出现净减少，老龄化加速和少子化加剧并存的人口结构问题十分突出。

　　同样，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的调研显示，中国部分地区“80后”“9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比较低下。

　　也正因为此，放开二胎的呼声不绝于耳。

　　王名自2010年以来就人口政策调整，连续六次提交提案，建言加速政策转型，变“单独二孩”为“鼓励二孩”。

　　“不仅要鼓励生育，还应强调优生优育。”王名表示。

　　王名提出，这项“生育新政”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人们预期的弹性有多高？对人口增长率可能出现的下滑将带来多大的刺激作用？这个刺激作用重点表现在符合条件的哪一类人群身上？这部分人占了多少比例？如何对其有的放矢地加以鼓励？

　　“要想得出结论，1年时间明显不够，最好能有两至三年的观察期。”王名说。

　　陆杰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二孩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释放人口红利都将有极大好处。

　　“调整的时间点越快越好，不过今年年内就能够制定出最终政策并对外发布的可能性较小。”陆杰华说。

　　“十三五初期，也就是明年将很有可能出台政策。”陆杰华预测。

　　低生育陷阱与人口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低生育率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

　　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3年下降，2012年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又减少371万人。

　　按照这个趋势，在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累计将减少近3000万人。

　　此前有媒体报告，我国东北由于低生育率导致人口危机。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比日本、韩国都要低，其人口断崖已威胁到经济的发展。

　　人口专家梁建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最近的联合关于老龄化人口的报告也显示，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其人口老龄化要快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近4.4亿。

　　“低生育率也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梁建章说。

　　纵观中国人口的转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非常快。

　　业内专家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但是，快不一定是好事，往往是双刃剑。因此，只有正确、全面地认识到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之后，再去考虑政策、制度的改进，我们的发展才会更理性，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