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对北京、上海、广州等“首位级城市”的资源环境、公共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等形成巨大压力，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基础设施不足等“大城市病”日渐突出，城市承载力已经逼近极限。有评论称，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大城市变成“一个气喘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常行走”。

　　为了控制人口规模，各大城市都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在4月3日上午召开的北京市2015年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表示，今年北京市将“研究制订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本市城乡劳动者的政策措施，促进‘以业控人’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继广州、上海等地实施积分落户制度后，武汉市也开始制定《武汉市积分入户管理办法》，以文化程度、技能状况、参保情况、社会贡献、住房、纳税等积分指标规范外来人口落户，优化入户人口结构……

　　“首位级城市”屡屡以“控人”手段缓解“大城市病”，为城市资源“减负”，却忽视了大城市“人口”与“资源”之间并非僵化对立的关系：外来人口涌入固然占用了大城市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资源；大城市资源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并不局限于本身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产生的吸引，伴随流动人口涌入而生的城市包容性、创新力等，也在城市吸引力中占据着较大比重。

　　移民带入新的优势资源

　　以色列学者裘德·马特拉斯曾指出：“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都市人口的特点是移民比例很高”。外来者的涌入使很多大城市的外地人口数量超过本地人口，相当比例的首位城市变为“移民城市”。

　　深圳是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1979年以前，深圳只是一个拥有2万人口的小镇，2012年末，深圳市人口已蹿升至1054.74万人；据深圳市公安局统计，截至2013年底，深圳户籍人口仅325.5万，非深户籍人口则有1505.08万，二者相差4倍之多。在人口移入过程中，不同地域人群、文化的交汇、融合，使深圳从一座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大都市；差异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新的火花，使深圳更具创新力。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特质，为深圳吸引到更多的优质人才，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造就了这座城市新的人口吸引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叶青在深多年，她指出，“深圳最大的优势曾经是政策，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可能做到的事，你在这里可以做到”，如今“这个优势已经完全没有了。对深圳而言，新的优势就是人，年轻、有野心、热爱这个城市的人”。

　　美国著名城市纽约更是由外来人口创建、奠定发展方向并为之打上“商业”烙印的城市；有评论称，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外来移民一直是纽约市经济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正是外来移民的流入造就了纽约市。

　　无论纽约、深圳、北京还是上海，事实上，在世界各地“首位级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外来人口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最初被首位城市的优质资源吸引而来，补充了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在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城市的形态、人口结构、优势资源发生了改变，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出现了更新；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入，使首位城市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形态，可以满足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同需求，选择的多元、价值的多元，又使得首位城市中的机会更均等、竞争更公平，而这又吸引了更多的外地移民前来。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自1984年起就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他指出，“合理的人口扩张有利于转变城市的职能”，然而“人们的直觉总是最先感受到城市扩张所带来的问题，城市规模扩张对于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的正面作用却很容易被忽视”，因此“简单地将城市病归结为人口规模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城市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会让城市生病，关键还是看科技和管理。”也有评论视角相同，认为“一味想把人赶走，很可能只会把城市化带来的繁荣和便利也赶走”。

　　人口问题专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长期研究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议题，他的总结更为公允：“外来的不同群体是对城市贡献更多，还是占用城市资源更多，需要客观评判。”

　　城市人口无法简单分流

　　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近年来，国家及各地出台了多项行政色彩浓厚的人口调控举措，然而成效并不显著：上海、广州等城市积分落户的“高门槛”被质疑为“只想引进高素质人才”；在北京“清理群租房”、迁移低端产业等人口调控措施中，被迁走的群体也以“低端劳动者”为主，有评论称，这种做法“存在一个理想化误区，认为城市里都是高端人才最好”。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表示，不应“对人口进行筛选”，因为“所谓的高端人才和低端人才是互补的，一些低端人才可能从事的是服务业，如果没有他们，高端人才能够享受的生活质量就会降低”，“这些低端人才走了后，城市可能就不能更好地吸引高端人才”。陈钊说：“谁走谁留，这些都应该由市场决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只需要“高端人才”，不需要“低技能者”；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离开以低端业态形式存在的“城市螺丝钉”都无法正常运转。社会各阶层经济水平的不均等化，决定了消费行为永远是多层次和多样化的，低端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劳动者永远是城市的合理组成部分。所以，又有网友评论说，“积分落户‘门槛’的设定，首先要考虑引进人口的平衡性和多样性，既要鼓励高端人才入户，也要给普通劳动者以希望”。

　　政府希望留下更多高级人才的想法自然无可指摘，然而，在制定政策细则以确定“谁是人才”、“谁可以落户”时，问题就会出现——政府也无法判断哪些人口“该”离开城市。对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学者李华芳的解释是：“政府的标准不可避免会倾向于可以衡量的高标准，而忽视城市作为一个自发秩序的扩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尽管这些人并不一定符合政府的人才标准，但却是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上海陆家嘴既需要懂金融知识的专业人士，也需要卖大饼油条的‘人才’，但往往卖大饼油条就达不到政府的人才标准。”

　　对于政府以行政手段管控人口的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的看法是：“虽然在短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副作用很大，带来了新的矛盾，也为寻租提供了可能，手段看似严格，实际效果却很有限。”在《户籍三问》中，陆铭的观点更加明确：“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一个理论认为城市的人口规模是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施加控制的。谨慎起见，这个问题我又问了其他研究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学者，答案都是‘没有’。”

　　人口调控应以市场手段

　　政府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规模并不可行，因为政府不仅难以判断哪些人口“该”留在城市，也难以确定“首位级城市”最合适的规模。而仅就“哪些人口该留在城市”的标准，各方评论就已众说纷纭，如：有观察人员表示，“政府本来要在现实基础上控制的，只是那些仅仅为了获取更好的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人口流动”，然而“政府几乎无法判断那些进城的人当中谁是为了就业，谁是为了公共服务”；更有网友称，为保障公平，“若外地人要考试才能留下，那本地人也该考试才能保住户口”。陈钊则认为，最终留在大城市的群体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人口聚集势必带来高房价，当房价很高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选择离开，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在陈钊看来，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应由市场决定，“人口集中带来的好处是资源的集聚效应，坏处是城市的拥挤、环境成本”，“当集聚的好处大于它的成本，那么城市规模就一定会增加”。政府无法代替市场来控制城市的规模，是因为“政府根本不可能知道怎样的规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最合适的”。陆杰华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说：“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只要规模扩张的好处更大，那么，人口规模就会继续增长，直到规模扩张的正面效应消减到小于负面效应的时候。这个基本的原理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对于城市最优规模而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人口问题专家彭希哲比较行政手段与市场调节对人口调控的作用后指出：“一般而言，市场调节见效会慢一些，行政手段短时见效快，但长期效果不一定最佳”，大城市人口调控应当采取“市场化手段+行政手段”有机结合的方法。这一结论也正吻合了陈钊的观点：“市场是发挥资源配置最好的机制。政府人为的干预，往往会带来低效率”，“政府应该设计好的机制，让市场发挥作用”。

　　政府以市场化手段做出引导，东京、纽约、伦敦等城市有诸多先行经验可供借鉴，如香港、东京对交通网络的合理规划与完善，纽约、伦敦等城市建设卫星新城等举措。“不管如何调控，都不意味着要用行政手段限制外来人口进城。”段成荣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