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儿子睿睿出生了，短暂的喜悦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眼前：我的产假结束后，孩子由谁来带？对时下的年轻人来说，由老人带孩子再平常不过，但我们双方老人的身体都不好，如果由于带孩子而病倒，恐怕将陷入既没人带孩子，又无法照顾老人的境地；且我和丈夫都不是北京人，老人们都不大愿意离开老家，如果将孩子交给他们带回老家照顾，那我们只能面临和孩子分离的痛苦，于是让老人带孩子这条路行不通。我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对于工薪一族的我们而言，如果一方长期不工作那么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在困惑与无奈中，请保姆带孩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决定要找保姆后，我在各大亲子论坛搜索关于如何找到好保姆的攻略，却无比失望，因为看到的都是：保姆虐待孩子、打骂孩子甚至给孩子喂食安眠药的新闻，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打击很大，也产生了动摇，但丈夫鼓励我说“有很多家庭是请保姆带孩子的，只有那些极端的例子被媒体做成了新闻”。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共识，决定在孩子三岁上幼儿园前都请保姆照顾。而听说我要请保姆带孩子后，朋友、同事、同学无一例外地显示出担忧。我们自己亦怀着忐忑的心情，经过认真比对，选了一家可信度相对较高的家政公司推荐人选。

　　由于家里面积小，不可能再为保姆辟出住宿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找不住家的保姆。但在中介公司里，希望找到不住家工作的人群少之又少，我们的可选余地即使在来京打工旺季，也不超过3个，这一比例着实让人难以相信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在经历了半个多月时间的等待，并寄希望于有更多来京打工者出现后，2013年3月初，我们终于找到了第一任保姆——杨姐，一位来自甘肃的37岁家政服务员。之所以和她签订和同是因为她能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我们提出的各种疑问也一口解答。虽然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发现，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选择她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失误，但在当时的人选中，她直来直去不扭捏的性格，是我们认可她的主因。随后，她带孩子的过程，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很多无奈。白天我们夫妻上班，她自己一人在家带孩子，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我们没有像一些家长一样在家中安装摄像头。但经过长期观察，我们发现，只要她来上班，电视机就会“全天无休”，在经过我们的提醒后，她改掉了这个习惯，改为将毛衣带来织，她对“网购”尤其痴迷，在不断有物品送上家门后，三个月合同到期，我们没有续约。我和丈夫再次踏入了家政公司的大门。

　　家政公司此次为我们推荐了一位来自甘肃的27岁女孩，因为她的年纪比我们夫妻都小，所以最初我们完全没有把她列为第一人选，我脑子里的概念是，这么年轻，恐怕玩心重没责任心照顾孩子，但经中介公司老师的强烈推荐，说她的人品非常好，同时在了解她是一个一岁半孩子的母亲后，我们决定与她签订合同。就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任保姆——小杨，事实也证明，家政老师的介绍是正确的。但是经历了前一任保姆的影响，我们对她的观察及与她的交流都更加细微、深入，最终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找到了一位好保姆，她话不多，对孩子极细心，她说：“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反而更要细心地带，怕出一点闪失，要责任的。”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夫妻认为可以放心地将孩子托付给她。同时她也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如果总是换雇主，那么对时间和金钱都是损失。几个月后临近春节之时，问题又来了，她要提前回老家过年，且由于希望生二胎的缘故，几年内都无法再回北京打工，这也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挽留她。就这样，2014年春节过后，我们又开始寻找第三任保姆。

　　有了以往的经验，第三任保姆选择起来相对容易，虽然经历了约一个月的等待时间， 但找到合适的人选后只简单了解了她的工作背景后我们就签订了合同，我们叫她何姐，40岁，同样来自甘肃。她在照顾孩子上非常用心，也十分有经验，这让我们夫妻感觉比较幸运，虽然经历了频繁的更换，但总算能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渐渐由简单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对彼此家庭背景的了解。她来北京打工已有十年时间，把孩子全权交给家中的老人，但由于老人疏于管教，大儿子读高中，但成绩却不好，恐怕无法考上大学；小儿子在初二时就已辍学，现在只有16岁，也来到北京的一家饭店打工，由于她疏于与孩子们沟通，两个孩子与她的隔阂很重，几乎只有在缺钱花时才与她通电话。随着2015年春节临近，由于她要回老家，于是我们在2014年的12月初合同到期后暂时解约。春节过后，我们再次经历了重新找保姆的过程，但以往的经验积累已经让我可以顺利地找到自认为合适的人选。

　　作为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妈妈，穿梭在照顾孩子和兼顾工作中，虽有些力不从心，然而在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和自己并未与社会脱节后终归感到十分欣慰。在这之中也让我看到了很多现象：虽然不乏有雇主与保姆之间情同亲人，但大多数之间能做到相处融洽已属不易，做到彼此交心，实在太难。通常人们认为保姆是弱势群体，但作为雇主虽然有选择的权利却未尝不是被动的一方。保姆们往往背负的是一个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使得绝大多数人将追求高工资作为唯一目标，不停地更换工作，致使稳定性较差。而雇主们害怕孩子、老人有闪失，更害怕因为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而拖累工作，从而想方设法给予物质上能够提供的一切来换取她们的安心工作。而在经历了多次更换保姆后，我也感到，除了用钱解决问题，或按照签订的合同“公事公办”外，相互间多一点包容和感情互动，成为增加彼此信任感，为彼此创造和谐工作、生活环境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