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北京市民常先生反映，刚租几个月自如友家房，因房间违规改造成群租房，被派出所及物业责令限期搬走，自如友家以合同约定为由让直接走人，拒不赔偿。自如友家客服称，可帮助更换房间，但拒绝赔偿。律师称，可要求一定赔偿。（4月24日《北京晨报》）

　　有关部门治理群租房，方向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如果简单地将租房者赶走，并将群租房“一棍子打死”，不仅造成了住房资源闲置和浪费，也可能会“误伤”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权和居住权。事实上，治理群租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房屋租赁市场的相对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供需双方的利益。可见，赶走租房者，难解群租困境。

　　众所周知，群租房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方面，群租房逐渐向家庭旅馆方向发展，容易发生变相逃税、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对社区内群租现象难以管理，容易带来社区安全隐患。因此，对群租房进行适当的行政和立法干预是必须的。但是，法律和制度不能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问题，而生存权和居住权是每一个城市居民最基本的人权。尤其对于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租房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对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来说，租金支付能力更低。

　　可见，针对群租现象，不能止于集中治理，应在法律修订、制度设计、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多措并举。首先，应对《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取消对群租房的禁止性规定，增加规范群租行为的相关条款：包括对房屋隔断作出界定、明确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设置必要的出租条件和禁止条件。再者，通过税收等手段租房市场进行调控，主要是对部分逃税人群加大查处力度，加重处罚。还有，通过“业主公约”中对群租现象进行规范，比如，在《业主公约》中进行约定，本小区物业不得群租、转租等。

　　特别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与治理群租房同等重要。因此，政府及住建部门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综合治理群租房的同时，将主要力量花在加大廉租房建设上，使这项惠民政策惠及到更多的人群。一方面，保证廉租房的建设数量，增加社会供给，起到减缓高房价对低收入人群冲击的应有作用；另一方面，则要降低廉租房准入门槛，不仅要向城市低保户和困难户开放，也应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廉租房，用于社会低收入的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