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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于2014年的网络词汇“任性”恐怕要继续任性地火下去了。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道：“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让“任性”这一词汇再次引爆全中国，同时人们也能感知到，“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背后暗藏深意。怎样才能确保即使有权也不“任性”？《城市化》杂志特邀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发表评论。

　　胡星斗：保障即使有权也不“任性”，一方面要靠自己的道德自觉，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多方面的监督。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个监督是全方位的，例如来自于宗教的监督。上帝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也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因为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么就会暗室无亏，这既是一种源于内心的监督，也是一种来自于外在的、上天的监督。另外就是来自于法律的监督、制度的制约、民主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和反对党的监督。在西方许多国家这种监督是全方位的，因此，就使得这些国家的官员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中国，这种监督有其特殊性，更有其普遍性，我们不能只强调特殊性而不讲普遍性。普遍性是指中国也需要政府及权利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例如公检法之间应是相互监督的关系，而不应是相互迎合、合作的关系，如果过多地强调一致，就会变成“联合办案”，使公检法之间应有的制约关系都消失殆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权力机构间的相互监督外，我国也有来自于民众、民主、媒体的监督。在来自于上天的监督和来自于反对党的监督上，我们国家相对较弱，这是由我们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但中国有很多民主党派，他们也起到了提意见的作用。监督的形式应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在西方国家，以民主监督为例，游行示威、罢工都可以算作是民主监督的表现方式，虽然我国的国情使得游行示威、罢工等没有合法的地位，但中国的民主监督也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据我了解，很多政府官员是非常害怕老百姓向中纪委告他的状，或求助于监察部门的，尽管这种民主监督有些不规范，但这的确是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民主监督不一定是以选票的形式出现，我也不主张中国完全用选票来约束官员，这是不现实的，但类似于举报、投诉、上访等民主监督形式，的确使得一部分官员不敢太“任性”。

　　我曾经提到过，如果要让权力不“任性”，只有让《宪法》35条的公民权利“任性”，可以任意批评与监督公权力。公民权利一方面是保证基本人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约束官权的需要。《宪法》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包括方方面面的条款，作为其中的一个条款，我认为目前《宪法》35条有所实现，但又没有充分、完全地实现，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始终强调依宪执政，但并不等于《宪法》35条和其他的条款已经完全实现了，确实有些条款实现得比较多，有些条款实现得则比较少，甚至也有许多违背《宪法》的事情存在。非常简单的例子，《宪法》中规定，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只包括省、市、县等级别，但在现实中还有一些诸如副厅级机构、副省级城市的存在，这些级别其实就是和《宪法》相悖的；另外如黑龙江农垦，就拥有自己的公检法机构，这恐怕也是和《宪法》相悖的。《宪法》规定公检法机关是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向各级人大负责，而不应是一个企业，一个机构就可以拥有的部门。因此，中国确有违背《宪法》的事情存在，但实现《宪法》条款，实现《宪法》35条，实现公民任意批评与监督公权力，这是一个目标，需要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