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市的老邵成了“拆一代”，拆迁获赔数套商品房和店面房，每年单单收租金，他就能拿到200多万元。一夜暴富之后，老邵开着奔驰S级豪车，住着五星级酒店，十天内吃了90粒麻古，直到进派出所审讯室时，连做笔录都体力不支了。（2月10日《现代金报》）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拆迁暴富”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乃至社会问题进入公众视线。 “拆一代”、“拆二代”依靠拆迁红利迅速地实现了阶层跨越和人生突破，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一群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不仅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存生态，还异化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拆二代”暴富弃学也好，“拆一代”赌博、吸毒也罢，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拆迁暴富”让一些人迷失在“钱眼”里，失去了奋斗目标和人生方向。作为失地农民，老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份和职业的分离，是农民却丧失了土地，是市民身份却没有相应的职业。于是，一夜暴富却不知道怎么花钱的老邵，最终走上了“只要一轻率，就会犯糊涂”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变迁滞后导致的文化失调，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混合、杂糅状态。挥霍无度、胡作非为的老邵，不仅用炫耀性消费来建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还吸毒、找“小姐”，将“有钱任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于许多失地农民而言，“拆迁暴富”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新的魔咒：一方面，农民大多数是低技能劳动者，不具备专门的理财知识和资本运作能力；另一方面，农民长期在物质生活上处于一种匮乏和压抑状态，难以建设强大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巨额的财富面前，不少失地农民失去了笃定的价值判断，落入了“物质丰盈、精神苍白”的俗套。

    作为失地农民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老邵不可避免要接受法律的规训和惩罚。可是，面对“拆迁暴富”，我们不能用“标签论”进行情绪化指责，而是要想方设法对失地农民进行精神救赎——长期以来，拆迁补偿政策只注重对失地农民物质损失进行补偿，却忽视了拆迁给他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要帮助失地农民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人生观，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在社会保障、身份认同上，要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换；要丰富社区的文化体育活动，充实暴富后的精神家园……帮助失地农民走出“拆迁暴富”的精神困境，离不开社区、街道和公共部门的多方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