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扩张与变迁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这些原本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们，如今腰缠万贯，身家数百上千万者亦不在少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纷繁复杂的拆迁矛盾背后，那些急剧增加的财富，在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与人生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机。

　　“拆迁暴富所引发的众生相，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如是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在因拆迁补偿致富的人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心态发生巨大变化，斗富、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短短几年内挥霍掉巨额财富后，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贫”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失地农民一旦因为挥霍拆迁款返贫，所诱发的种种问题最终都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并催生新的纠纷和矛盾，此为“拆迁暴富魔咒”。

　　“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

　　短短几年，眼看着曾经空旷的地方，转眼间成为繁华闹市，高楼林立，霓虹灯流光溢彩，站在天桥上的谢小梅感慨万千。

　　2007-2012年，仅仅5年时间，家住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牛头村的谢小梅，感觉自己一家仿佛坐了一回过山车，个中滋味如今回想起来，尤为苦涩。

　　“2007年，杭州市城市向东边扩展，我们村子刚好在客运中心和未来地铁站的地方，村里的人都拿到了一笔不少的安置费。”谢小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还记得，当她和丈夫拿到100多万元安置费时，手都有点抖，因为“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江干区九堡镇牛头村原为杭州郊区，谢小梅和丈夫同其他村民一样，靠种菜为生。2003年开始，杭州的东进和西扩加快步伐，特别是近几年来杭州决定“决战东部”加大对下沙新城CBD的建设力度以来，九堡镇渐渐被淹没到杭州城市化的洪流之中。

　　“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九堡镇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时代周报如此形容当时村民们拿到拆迁款的情形。当时，这些村民和谢小梅一样，都拿到了超过100万元的安置费；此外，当地政府还按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为他们分配了安置房。

　　谢小梅一家5口人，分到了2套240多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杭州的行情，价值不菲。“我们不算多，最多的有四五套。”谢小梅记得，刚拿到拆迁款和安置房时，丈夫总是高兴地成天哼着小曲儿。

　　家住上海浦东新区上南路杨新路的聂梓明，同样由于拆迁一夜之间迈进富人的行列。让聂梓明得以快速致富的原因是2010年的世博会。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这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纪录。

　　“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离世博会后来的A片区，也就是中国国家馆所在的地方很近。按照规划必须拆迁，按照政策，我们一家分到了几套安置房。”聂梓明说。随后，聂将其中几套变卖出去，一下子就获得了几百万元的收益。

　　“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接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迅速成为高楼林立的都市，而位于远郊区县的产业园也不断发展壮大，村庄成为了工业园区，不断刷新着经济前进的速度。大量农民，从世代居住的农家院搬进楼房，而且手里多出一大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指出。

　　事实上，不仅仅是杭州、上海，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武汉、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拆迁过后，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所得补偿估价逾5000万元。

　　同年9月，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拆迁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计时。据媒体披露，当时签订拆迁协议的原住民，有很多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总额达50亿元。现在，大望京村几乎家家都买房买车，甚至有人用宝马当黑车去拉客。

　　在一些专家看来，因拆迁补偿致富，并非一夜“暴”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在一次电视评论中就指出，他不同意“暴富”一说。

　　“因为这些人的财富是长期累积起来，在一夜之间兑现的。表面上看好像是暴富，但实际上，应该只是财产权利的一种兑现。所以，我宁可用‘财产权利’的一种实现而不是用‘暴富’来形容因拆迁致富的现象。”王锡锌教授说。

　　被财富改变的生活

　　自从一下子有了100多万元后，谢小梅发现，家里的生活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谢小梅和丈夫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吃穿用度方面，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数码产品、名牌皮包，开始出现在家里的储物柜上。拗不过丈夫，2008年1月，谢小梅同意买一辆奥迪轿车。丈夫理由是，“家家户户都买了车，我们不买人家看不起。”

　　“祖祖辈辈地里刨食，哪天不想过好日子啊！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谢小梅说。

　　将两套房子中的一套出租后，每月几千元的房租收入足以保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不久，谢小梅对村里安排的马路清洁员工作就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了，干脆辞职不干了。起初，她就待在家里，后来，村里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她也加入了进去。

　　生产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但更深层的变化其实在村民们的心里—大家有钱了。赌局越来越大，2011年10月，谢小梅输掉了70多万元，以及家里的另外那一套房子。“总觉得还有钱，总想着扳回来，结果……”说到这里，谢小梅悔恨不已。

　　好在丈夫并没有过多地责怪她，而是带着她重新干起了清洁工的工作。

　　尽管如此，但谢小梅还不是村里跌得最狠的。村里还有一对夫妇，一年之内去澳门41次，输掉了拆迁补偿款80多万元还欠下了100多万元的债务。“还有一户，因为投资失败，变成了乞丐。”

　　“一夜之间，我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九堡镇另一位朱姓村民对时代周报记者坦言，当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酒店、写字楼、商场时，他们的迷失感油然而生。

　　吸毒、酗酒、赌博、放高利贷，成为部分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最为热衷的消遣与投资方式。谢小梅说，有一位村民家里得到15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后，他的孩子就不再出去工作了，整天跟一班朋友下餐馆、进舞厅，后来染上毒瘾，“这两年，被他挥霍的钱起码有几十万了”。

　　2010年底，杭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在父母职业一栏，有的孩子竟写上“打麻将”三字。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九堡镇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比2003年翻了一番。一位镇干部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

　　事实上，面对拆迁带来的巨额利益，还出现了“闪婚”“闪离”“闪孕”等怪象。有村民就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赘，离婚后回到村里，分走钱，立即复婚；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拆迁前结婚，拆迁后又立即离婚。

　　上海的聂梓明，对拆迁暴富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深有体会。2009年，当聂梓明分到几套拆迁房后，之前嫌他没能力的前妻和他打起了官司，要求分享一半财产；而他自己也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

　　尤其令聂闹心的是，儿子也因为不出去工作和朋友一块吃吃喝喝，最终染上毒瘾犯了事被关进监狱。“不过，现在的老婆又给我生了一个小儿子。”聂梓明说。

　　除了看不见的诱惑与歧途，这些富裕的人们还面临着一些垂涎欲滴地盯着他们财富的不怀好意者。在杭州采访期间，不少村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人盯上了他们这些拆迁富起来的人。“他们拉我们进一些情色场所，或者是下套子引我们进入博彩业。”上述朱姓村民说。

　　缺席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

　　面对突然到手的巨额财富，并非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性与自我。牛头村的叶一航就一直很清醒。

　　“原先种地、养鸡，现在住进楼房，买了车，可工作还得要干。”他在新小区里找了一份保安的活，“活不累，工资也不高。”

　　而对于赌博和民间借贷，叶一航也同样保持着足够的戒备。“那点拆迁款可是我们一辈子的活命钱。”在叶一航看来，将来的生老病死、突发状况、子女教育等费用，都得靠拆迁款的这笔“老本”。

　　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一来，人们的就业心态发生变化也就在所难免。拆迁农民中，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当保安、保洁员。“难道开着好车扫大街去？丢不起这人！”有村民这样说。

　　不少人如同谢小梅一样，在拆迁结束后，走过一条由贫变富又由富变贫的人生抛物线。突如其来的财富，如同一把“双刃剑”，将他们刺得遍体鳞伤。

　　“由于这笔财富并非由自身的知识、技能与智慧所创造，因此，他们面对财富，狂喜也许多过理智，挥霍滥用多过合理规划。知识、能力与眼界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们面对巨额财富与未来生活时，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性弱点难免展现，自愿或不自愿地迷失在奢华挥霍的生活中，甚至比富斗狠、家庭破裂……这些，是在财富之外，他们内心难以适应的剧变。”知名时事评论员李妍如此评论那些被财富这把“双刃剑”刺伤的人们。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指出。

　　事实上，在财富面前，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把持”不住，不仅仅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也同整个社会现状尤其是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引导有关。

　　“财富的不断积累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财富不断增强应付财富经验的过程；不少快速致富的拆迁户显然一时还难以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王锡梓曾这样评论。

　　多少年了，习惯于稼穑耕耘，而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手里突然有了一笔几代人都挣不到的财富，不少拆迁户难以正确认识到财富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更难以认识到的是，因拆迁一夜暴富的同时，他们也在一夜之间永久失去祖辈留下来的立身之地。

　　这个时候，村民尤其需要得到的有关部门的指导，却付诸阙如。

　　这些年来，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逐渐弱化。拆迁前，村里只知道要村民们配合，催促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技能培训等问题则疏于过问，社区文化活动也乏人组织张罗。

　　由于拆迁之后原来的居民大多分散租住在不同的地点—有时甚至长达四五年，社区工作的确难以开展。但拆迁后的头几年，恰恰是引导失地农民步入社会发展正轨的关键时期，如此一来，因拆迁暴富的人们如何能够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指导？

　　有了钱习惯存银行，是绝大多数拆迁户的第一选择。但有不少拆迁户不甘心坐吃山空，想做些投资，但由于缺乏理财经验，有些人把钱投给私募基金、企业，结果“错误投资”，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

　　破解“拆迁暴富魔咒”

　　2012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指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

　　今年3月，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要实现75%城市化目标应该在2040年左右，也就是说还需要30年。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也即每年将有1400万人口要转移到城市。

　　这意味着，获得拆迁补偿而暴富的现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而近年来各地房价的迅猛上涨，无疑又为拆迁获得高补偿推波助澜。

　　“支付补偿款征地，是让农民交出世代拥有土地的权利，一旦拆迁农民因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许多问题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

　　如果没能较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会形成“拆迁暴富魔咒”。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因为“拆迁返贫”影响社会发展的案例。破除“拆迁暴富魔咒”的关键在于，要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让他们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

　　正是如此，不少专家大声疾呼：拆迁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

　　“这种制度，既要涵盖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涵盖他们的物质生活。既要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提高综合素质，也要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同时，这种制度还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方向新指出。

　　“被拆迁户们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城市化的过程，缺乏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阶段，并且因为他们自身素质局限，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更不容小觑。在对被拆迁户们进行各式补偿的同时，应将精神补偿作为重要的配套内容。”方向新说。

　　在方向新看来，单纯的货币补偿模式同样需要改变。“单纯的货币补偿模式很难让被拆迁户们合理利用。货币利用得好可升值，反之就会贬值。如以实物或者实体代替货币补偿政策，让拆迁户想挥霍也挥霍不了，并有一定的增值空间，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征地拆迁不是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通过制度设计，让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农民。”王锡梓教授说。

　　在王锡梓教授看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确保失地农民有一技之长，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事实上，如何帮助农民打理好手中的钱财，不但是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义务和金融机构开拓经营空间的当务之急。“由于农民缺乏理财意识、知识，有关方面在引导农民理财、开发农村理财产品时，要从实际出发，‘重农’，‘亲农’。”方向新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