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重、公平、开放等现代理念下,利用新技术手段,与乡村本土的知识与传统经验结合,将会使乡村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乃至为整个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

　　日前,我受邀到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铜关伍佰地方参加“铜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开关仪式”。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的项目是腾讯基金会发起,与黎平县共同实施的保育乡村文化项目,旨在为保护和传承侗族大歌提供有力平台。此行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为何对一个偏远的乡村如此有兴趣?互联网与向来是信息飞地的乡村结缘,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激变?同时,在这个项目背后,是否可以探寻到契合当下中国乡村发展的某些共同经验?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生活的雾霾、食品安全等问题频频出现,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乡村。在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之外,俨然出现了一波延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7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最为著名。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但精英知识分子放下身段,走进农村,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他们的共同点。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等各种原因,这场蔚为大观的乡村建设运动陆续落下帷幕。但是,这种以改造或者说再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歇。今天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大都将自身的行动渊源追溯至此。

　　不过就当前来说,如何进行新乡村建设,也有丰富多样的试验模式,有三农学者主导的农村合作组织与教育机构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也有艺术家主导参与的如碧山计划、许村计划,还有返乡青年主导的如陈统奎的博学生态村,更有互联网驱动的淘宝村等。这些项目,大都引入了“社区营造”“公平贸易”“为多数人设计”这些全新概念。

　　贵州铜关项目就是依托铜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线下基地,展开“移动互联网+乡村”的社区营造,打造第一个整村覆盖WI-FI并普遍使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移动互联网示范村”。在实地的考察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项目中的文化保护的成果,让传统文化得以焕发活力；同时,也看到互联网打开了乡村与外界联结的窗口,让一个乡村同步进入了4G移动互联网的信息轨道之中,用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一个意义巨大的尝试,因为对于已经技术赋权的现代社会来说,真正的贫困是信息技术的匮乏,而它也会加剧城乡间巨大的鸿沟。

　　但是,通过对国内目前多个实践项目的观察,以及与铜关侗族项目团队的交流,我发现虽然新乡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并且日渐丰富多元,但很多项目都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个致力于乡村建设的人来说,都值得深刻思考。

　　首先,经济收入与文化保护,是有先后关系还是同时进行?现阶段对于偏远贫困的乡村居民来说,经济收入肯定是第一诉求,但如果先帮扶经济增长的话,往往会让乡土文化在发展中加速萎靡、破败。如果同时进行的话,要是文化保护不能很快且直接地转化为经济增长时,如何发动当地民众的文化保护积极性和文化自觉?

　　其次,在文化保护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很多有特色的乡村都在积极挖掘自身的文化、产品,其中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开发旅游,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个运作模式背后的问题也日益呈现——旅游开发之后,这个乡村还是原汁原味的吗?像丽江、凤凰等热点旅游地,已被很多人指责太过于商业化,早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味道。但问题是,原汁原味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贫穷、落后的静态状态。在旅游开发与保持原汁原味之间的悖论,一直都是存在的。

　　第三,对于很多项目来说,主导方都是作为外来力量介入到乡村建设的,这个外来力量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自我定位?如何调动当地民众的自我参与和自我管理呢?很显然,没有本地力量的参与,这些项目必然难以维持,但如果外力太过于强势的话,村民很容易成为没有话语权的被动参与者。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后面一个问题了。

　　第四,这个外来力量对于乡村的建设,会不会成为城市文化对于乡土文化的一种“殖民”?乡土文化是否会被改造为城市文化所喜好的模式或模样?一些乡村建设,是否是以参与者自身想象的乡村的模式来干预乡村的自然发展(特别是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景观呈现),而使得当地民众的真实意愿被忽视呢?如果挖掘了当地民众的真实意愿,却发现关注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经济收入时,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似乎成了闭环纠结的问题了。当然,这些担心并非是针对某个具体项目的,而是在普遍意义上的一种共性问题的反思。但从总体层面上看,这些乡村建设的努力是令人欣慰的,多元化的试验(包括试错)也是最符合中国形态多样的乡村的。

　　重估乡村价值,再造美丽故乡,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景,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我们相信,这些自下而上的地方实践与民众自发的基层设计,在尊重、公平、开放等现代理念下,利用新技术手段,再与乡村本土的知识与传统经验结合,将会使得中国乡村有更丰富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乃至未来也为整个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