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食物资源的供给者，也是几亿人生活和精神的家园

    乡村，不止是食物的源头，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源头。从猿人下地开始，人类的祖先在乡村种下的不仅仅是农作物，更是最初的情感，最深的记忆和生存的依托。所以，我们习惯于把厚重的土地称为母亲，把遥远的乡村视为家乡。

    中国有将近9亿人生活在乡村，即使是那些早已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工作在城市，生活在乡村，德国有4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英国28.5%，美国22%、日本20%以上。这种城乡回流大多是近些年发生的，而且回流群体大多在25-40岁之间。世界上所有的贫民窟都在城市，而不是乡村；世界上最舒适的住宅都在乡村，而不在城市。

    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人，对乡村更是有着一种特殊情感，“人恋故土虎恋山”、“谁不说俺家乡好”、“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不管走多远，离多久，总想着“叶落归根”，不管官多大，多富有，总想着“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哪怕“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还是要回家看看。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就是当了皇帝，普天之下，都是王土，还不能免俗，还总眷恋着儿时生活的乡村。公元前195年10月，刘邦在他称帝后的第十二年，回到故乡沛县，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大宴乡邻，同时，意气风发唱出了流传千古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朱元璋做皇帝之后，曾想在家乡凤阳建立都城，后因遭到社会强烈反对才不得不下马。“衣锦不还乡，如锦衣夜游”，没谁看得见，这是融化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传统文化。

    故乡是每个中国人都急于挣脱，挣脱后又天天怀念的地方，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对故乡的两个“真好”的感叹：年轻时，终于离开家了，真好！到老年，终于又回到家乡了，真好！这就是人生旅途中对家乡的情感纠结。乡情和爱情一样是中国人永恒的主题。这里有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摆在我们面前，今天的乡村是前线还是后方，农民进城是攻入了城市还是撤退到了城市，值得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乡村是时代的前线，是灵魂的后方。说他是前线，因为“三农”是全社会聚焦的焦点；说他是后方，因为每个从那里走出来的人都会时时泛起挥之不去的怀念。今天，社会生态在退化，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乡村变得越来越凋敝，但人们在城里想找口饭吃却越来越难了，尤其穷人更难，他们的思乡之情更浓。

    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只是晃动在人类眼前的诱惑，乡村才是连接人类心灵的脐带。今天的中国，乡村不光是几亿人栖居繁衍的场所，更是他们精神寄托的家园。如果只知道从乡村索取食物，索取肉体的营养，不知道从乡村汲取传统，汲取精神的营养，人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将只是空中楼阁。

    乡村是城市化廉价土地的供给者，也是生态环境的保育者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占用耕地，通过合法手段把一些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地方，在土地财政的诱惑下，只把乡村视为城市化廉价土地的提供者，疯狂圈地。农民的房屋不叫房屋，叫地上附着物，所以可以低价赔偿，强制拆除。土地价格自定，不让农民参与。国外征地大都是政府到法院告农民，我们全都是农民告政府。国外法院判决的依据就是合理价格，所谓合理价格就是只要不超出那个片区曾经出现过的最高价就是合理的，政府买不起，法院也决不偏袒。我们的电视上经常渲染的是这样的镜头，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开进的不是插秧机也不是播种机，而是挖掘机和推土机；种下的不是水稻也不是玉米，而是水泥和高楼。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而到2007年仅拥有18.26亿亩，10年就减少了1.25亿亩，近几年，减速更快。

    水泥森林取代生态森林，人们在欣喜于这一变化带来的看得见的张张钞票，却忽视了由此流失的看不见的滚滚财富。事实上，乡村的生态保育功能与其自然再生产的特性密切相连。专家测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产生氧气的价值约31200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创值约196000美元。面积广大的农作物对生态环境的保育更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试验表明，每公顷水田每季可净化7500—12000立方米生活污水，生产的氧气更为可观。今天，那些整天生活在汽车尾气里的城里人，更加怀念古人笔下宁静优美的乡村：“杨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可惜的是，一双生态价值达100美元的筷子，在市场上5分钱就能买到，人们对树木和农作物生态价值的认识几近盲区。人们在盲目中正集体走向“合成谬误”。

    如果只一味地把乡村视为城市化廉价土地的供给者，作为眼前的“摇钱树”，而不把其视为生态环境的保育者，不皈依到应有的“生态树”，那么，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将会一无所有，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历史有着太多的教训，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和玛雅文明，这些历史上的文明古国，曾经都“在水一方”，水草丰美，农业发达，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让位给了城市，沃土让位给了沙漠，繁华让位给了萧条。好在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乡村对于生态保育的重要性，在开始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北京正鼓励农民冬天在农田种上小麦，以保育生态，研究发现，北京冬天的气候调节，小麦起很大作用，是绿草等植物不能代替的。当前，全社会都应警醒，乡村有着广袤无垠的土地，但那不仅仅只是廉价供给工业发展城市扩张的，它还承担着为全社会造福的生态保育功能。日本GDP每增加1%，用地2500公顷，而中国则需两万公顷，是日本的8倍，浪费之大，的确惊人。为何浪费？土地廉价是根本。

     乡村是工业化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也是几亿个分散的权利主体

    中国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而从事农业劳动的只占38.1%。中国工业化能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最廉价的劳动力。中国2.5亿农民工，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得到的只是一点微薄的工资。北京市调查农民工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37%。

    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乡村只留下一支“386199”部队，逐步空心化、急剧老龄化、加速衰败化。

    乡村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不光是廉价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有合法公民权利的权利主体。他们的每项公民权利理应得到保障。但城市并没有把这么一群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看成一个个权利主体。农民工进了城，却成了二等公民，政治权益诉求得不到足够的反映和重视，在经济上工资收入水平低，同工不能同酬，社会保障缺失，在文化上受到种种歧视。据全国人大科教文专委委员马力调查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大城市高达50万元以上，小城市也达十多万元。农民工进了矿，却得不到安全保障。全世界每年重大矿难（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中国。

    二亿多农民工就是二亿多个权利主体，只把乡村视为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不把农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不懂得尊重乡村、尊重农民，那么，乡村也不愿意滋养社会，农民也不愿意尊重社会。历史如此，现实恐怕也只会如此。

    乡村是内需市场的提供者，也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被提到了老大的位置。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乡村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于是，家电下乡、建材下乡、汽车下乡等等纷至沓来，甚至证券也跃跃欲试准备下乡。

    一些人只把乡村视为内需市场的供给者，只想着让农民掏出钱，没想到先让农民挣到钱。需求就是消费，消费就是花钱，花钱谁不会，农民没钱怎么花啊！事实上，今天的乡村是内需市场的提供者，更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没有当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勃兴，就没有今天的城市繁荣。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乡村文明内生性的物质基础，没有新兴产业的发展，农业文明、农村文明、农民文明都是一句空话。

    乡村新兴产业亟待开发。比如乡村旅游产业。当前，随着现代城市病的加剧，城市居民回归自然，回归乡土的趋势日益强烈，乡村可以顺应这一消费心理，依托自身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绿色假期”、法国的“农庄旅游”、美国的“农业旅游”、澳大利亚的“牧场旅游”、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公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比如传统手工业，可以充分挖掘乡村流传下来的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加以改造，在浓郁乡村文化的底色中，融入现代理念，从而形成独特的乡村手工业。还比如太阳能、风能、秸秆、沼气等新兴能源，也蕴含着巨大市场，如能形成产业，潜力无限。乡村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更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巨大产业，其开发利用远远没有满足自身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乡村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就业容量的增大是十分可观的，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而为农业服务的人口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以上。

    从西方工业发展的轨迹看，是便利的交通带来了现代工业发展，比如欧洲靠火车拉来了现代工业，美国靠高速公路和飞机拉来了现代工业。目前，中国也已具备了良好的交通条件，中国公路网总里程五年新增63.9万公里，高速公路已达8.5万公里。沿海港口五年建成深水泊位661个，民航定期航班机场达到176个。到2015年，农村公路总里程将达到390万公里，村村通使所有乡镇和90%的建制村将通班车。可以说，中国公路交通不管是大动脉还是延伸到农村的毛细血管都具备了发展现代工业的基础，而且，随着通讯、网络的快速发展，许多乡村在获取信息上也基本实现了与城市同步。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乡村的发展不能用二十世纪或二十世纪之前的思维方式去谋划，应重新审视乡村的功能定位，抛弃乡村只能发展一产的惯性思维，找准乡村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新兴产业，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持续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内生性物质基础。

     乡村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

    现代是传统的儿子。是传统把我们从远古带到今天。唯有以传统文明做基石，现代文明才得以累积、发展，没有传统文明就没有现代文明，两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昨天相对于今天就是传统，今天相对于昨天就是现代，忘记昨天等于背叛，忘记传统也等于背叛。

    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从猿人下地从事渔猎开始的。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的摇篮正是古老的乡村，乡村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乡村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例如，现代社会，在制度和规则层面有两大基本要件，一是产权关系及其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二是诚信体系。这两大要件正是传统乡土文化最明显的特质。首先，传统乡土文化观念中有着清晰的产权关系及其规范要约。比如，每家每户耕作的土地不仅有面积、地块等标识，还有“鱼鳞图”构勒它，就连阳光、空气、水这些取之不尽的自然之物都有明确的产权。盖房子不能挡住别人的行路、采光、通风，灌溉农田要兼顾下游用水，臭粪池不能建在村子的上风头等等，这都是溶化在农民血液中的维护别人产权的乡规民约；其次，传统乡土文化有着别具一格的诚信体系。城市是移民性的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契约，乡村社会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靠的是诚信。以诚信和道德作为相互利益关系的抵押品，看起来没有法律的威严，感觉虚无飘渺，实际上比实物抵押更具约束力。因为在这种熟人环境下一旦违约，不仅要被整个熟人社区集体抛弃，还将付出祸及子孙的沉重代价。这种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在宋代就已形成气候，北宋吕大临兄弟创建的“蓝田乡约”一直影响到今天；此外，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乡土文化也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担当者。我国农民早就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休耕、轮作、稻鱼共生等富有朴素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思想的成功经验。即便是现代高科技的转基因技术，在古代也有其实现形式，比如金鱼就是由农民养殖鲤鱼变异而来。《吕氏春秋》中关于“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农业“天地人三才理论”，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哲学思想。古代农书知其名的有500多种，今天能够看到的还有300多种，这些农书不光是农业文明的传承者，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启蒙者。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五千年历史长河里经得起任何外来文化的冲击，任何不同的外来文化都会被它同化、包容，最终融入这个文化之中，就是因为有乡土社会这个稳固的、不可动摇的传统根基。

    中国300多万个自然村落就是300多万个文化单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是由这300多万个文化单元聚合而成。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是其他任何民族文化都无法比拟的，谁想吃掉它都终将被它吃掉。中华民族得以五千年生生不息，靠的就是植根于300多万个自然村落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传统兼业化的小农家庭与多样化的村社功能（如对人力、土地、资金等资源配置和社会矛盾调处）的有机结合，使乡村不仅具有能够化解内部多重风险的能力，而且还能化解来自外部（如市场、政治）的种种风险。这种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一旦被打破，基层治理便恶性循环。近年来的城市化让乡村衰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把最容易资本化的青壮劳动力引向城市，把最难于资本化的老弱妇幼残留在农村。城市化就是资本集聚的过程，但同时也是风险集中的过程，这种以资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任由城市去“化”农村的城市化，埋下的隐患绝非靠增加维稳经费、增大维稳队伍能够解决的。

    上海世博会瑞士国家馆取名为“自然乐园”，参观者乘缆车登上瑞士馆，脚下是布满绿茵和花丛的田园风光。它提醒我们，真正高品质生活是需要城市与乡村的可持续互动，而不是抛弃乡村。然而，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乡村正加速沦陷。其命运有四：

    一是被城市吞没，成为真正的城区。在那些城郊地带，随着城市的快速推进，良田种上了工厂，老屋换成了楼房，整个基础设施都穿上了城市的外衣，农民也成为市民，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表面上看，往日的农村跟现代的城市一模一样，但在内部管理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城区非彼城区。比如虽然村委会转为居委会了，但由于原来的村庄普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或多或少拥有一些集体资产，变成城市社区以后，集体组织走向公司化，集体资产走向市场化。如果管理跟不上，或者那些“新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能完全融进去，势必造成“村庄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合不上拍，这些被城市吸纳的村庄，就会生长成另外一个产物——“城中村”，这样的城市“胎记”，在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不在少数。

    二是被拆并成新的农村居民点，成为“新村”。一些地方通过科学规划，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引导农民到新的社区集中居住，这是很有意义的做法。但有一些地方在“土地财政”的诱惑和“占补平衡”的规制下，采取行政干预的措施以宅基地换住房，以承包地换户口。比如2006年，山东推行“撤村改社区”计划，用四年时间改造村庄334个；2009年，河北启动了1000个村的新民居建设；2010年，重庆打算通过“三件衣服换五件衣服”，10年实现1000万人“农转非”。新的农村居民点，表面上看，房子更漂亮了，村容更整洁了，但是，却打破了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环境，打破了村落社会的组织结构，打破了传统的村落文化，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打破了乡村的稳定和谐。这样的“新村”未必就是农民心目中追求的“新农村”。一些 “被上楼”的居民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生活成本的问题、“闲人”的问题、角色转换的问题、后顾之忧的问题等等。

    三是成为“空心村”，直至消亡。有一些村庄土地贫瘠，生态脆弱，随着环境的恶化，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也有一些村庄远离经济增长中心，天涯藐藐，地角悠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即使不差资源，但难以化为资本。在这样的村庄里居住的年轻人多把家乡视为羁绊，只要有机会，就拼命逃离，要么考出去，要么打工出去，要么移民搬迁出去。村庄里渐渐的只剩下没有出路的留守老人，随着老人的去世，村庄就自然消亡。

    四是被传承和保护下来，成为“村庄博物馆”。一些古代村落，因为科学规划和合理建造，远远超出了最基本的居住功能，渗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屋檐的都是浓郁淳厚的耕读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精华。继承到现在，早已上升到一种美学价值。比如安徽的宏村、湖南的张谷英村、福建的永定土楼村、浙江的诸葛八卦村等。这些村庄已经作为历史文物被保存下来，大部分成为供游客参观的景点。不过，这种村庄在历史的演进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最珍贵的人文内核正在被商品经济洗刷侵蚀。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的命运，大都不是掌握在村民手里，而是由国家的愿景和地方政府的冲动决定的。

    国家的愿景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国家强大起来。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城市化的另一面就是推进三农的非农化，就是减少村庄，事实证明，中国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差不多就增加10个百分点。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极大地消耗各种资源以达到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殖民地的扩张支付的。他们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都转移到了殖民地消化。在美国，印第安人现在大约还有40多万，而在300多年前欧洲人没来之前，北美大约有1亿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到来，大规模地屠杀，大规模地开拓疆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他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殖民化。300多年的殖民化，欧洲大陆共移出四分之一的人口，资源环境空前宽松。同时，他们大量贩卖非洲黑奴，解决低端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在这些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因为他们通过掠夺资源，输出剩余劳力和买入低端劳力，把工业化、城市化成本全部转嫁给了殖民地。通过殖民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模式只能是那个时代帝国主义的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寻找殖民地转移矛盾，这个必要成本不得不向“三农”转移。我国改革开放前，城市需要向农村要粮；改革开放后，城市需要向农村要人，新世纪以来，城市需要向农村要地。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保证一定的村庄保有量，才能不断吸取农村剩余，快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

    地方政府的冲动就是在高速城市化氛围的裹挟下，千方百计推进三农非农化，巴不得在一夜之间让村庄变为城市。这种冲动既有地方政府不切实际、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土地财政的狂热、对城市化的崇拜，也有盲目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认识误区，还有因法律、体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权力失控和滥用，更有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换不到位的惯性思维。媒体上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文件一发，通知一贴，围墙一整，鞭炮一放，领导一剪彩，推土机一开，耕地就变成了工地，水稻就换成了水泥，高楼就取代了高粱。很多地方，庄稼仅剩十来天就已成熟，但都等不及，不放过，农民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饱满的稻穗被推土机成片碾压。在很多拆迁现场，限“十日之内”、“大干一个月”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甚至“迅速打赢拆迁歼灭战”这样的军事术语都已用上。地方政府越冲动，村庄就沦陷得越快。

    城市化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下中国，城市化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不断向前推进，但是，推进城市化不是建立在一刀切地消灭村庄的基础上，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城市和农村就像夫妻关系，有男有女，性别有分工，如果建得完全一样就成了“同性恋”，人类的文明将无法延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粮食，就必须有一定的村庄保有量。应充分认识乡村的价值，没有乡村，就没有城市，城市的存在是以乡村为基础的，乡村是城市的源头活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但在世博会上却开设了一个乡村馆，它以宁波滕头村的生动实践，告诉人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全社会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些乡村的消亡是一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市场经济、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事情，人为的过激行为，带来的后患将很难克服。所以推进城市化的速度不是越快越好，推进的面积不是越大越好，而要把握速度，把握节奏，慢不得，更急不得。

    在发达国家，乡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它不仅仅是人们逃避车马喧闹的休闲地、节假旅游的消遣地、换换胃口调剂生活的宜居地，乡村的价值已经被定位在人类社会价值链的最高端。表面上看，扎堆的名人、热闹的演艺、快捷的传媒、时髦的论坛都汇聚在大城市，大城市似乎就是文化的中心。其实，真正的哲人和思想都产生于乡间市镇，那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浮躁，绝少争名逐利的竞斗，人们的思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道之所悟，清净为本。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是沉潜于乡间市镇上的哲人库、思想库，创建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和创建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数百年来都产生出无数影响世界的思想和世界级名人。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位于乡间小镇，却出了全球7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130多位，普林斯顿大学也位于一座别具特色的乡村都市，爱因斯坦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22年时光。人类在经过疯狂城市化后终于警醒地发现，乡村才是真正传承人类文化的载体，那些扎根乡村的精英才能真正创造出人类最高端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