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把这步棋走好，不仅是利长远也利当前，可以说是远近结合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开门见山阐释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将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能让他们‘悬在半空’”；加快约1亿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让困难人群早日“出棚进楼”、安居乐业；促进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的迁移。

　　会议确定新型城镇化建设从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李克强勉励这些试点发挥“先遣队”的作用，做到“以点带面”，并鼓励未列入试点的地区主动有为。

　　评论认为，此次会议意味着高层启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次集结号。

　　一、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城市，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向周围农村蔓延，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地区差异大、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不高、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发达程度不高等原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1、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负荷压力增大

　　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本质就是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3%，新增城镇人口达5.59亿人。在如此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快速扩张过程。1949年，全国城市总数为132个，其中特大城市仅5个；1980年，中国城市总数扩大为223个，其中特大城市达15个；2012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57个，其中特大城市为66个。无论是特大城市的数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发展历程。

　　正如2014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 .7》所言，中国的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载体和强力支撑。但是，特大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与城市承载力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大城市必须要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承载能力难以支撑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特大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就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来说，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较差、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快速上涨、城市脆弱性突出等五大方面。

　　2、能源消耗不断扩大，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一样，我国城市化进程同样具有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特征。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报告警告说，能源消耗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中国工程院钱易、唐孝炎、江亿三位院士主持的“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课题认为，如果不在2020年前对以建筑为主的多种城市能耗进行严格控制，不仅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将大大反作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影响中国城市的“生命”。

　　由于能源消耗伴随着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急速”的城市化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热岛效应、温室效应、污染效应和拥挤效应，城市生态系统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如2003 年，全国就有70%的城镇缺水，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1.5 亿吨，有200 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30个省（区、市），在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研究显示，中国的生态足迹与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依赖关系。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与省份层面的截面数据均显示：城镇化水平高、人均生态足迹也高。对我国主要城市的生态足迹分析发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在空间布局上，我国不同省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态足迹间的关系也差异显著。城镇化率所带来的生态足迹的增加对城镇生态承载力产生了巨大的甚至过量的负荷。

　　3、“半城市化”现象严重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简称城市化委员会）发布的2007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表明，我国“半城市化”现象日趋严重。

　　这份被称为中国城市化“白皮书”的报告，每年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最新户籍统计数字，按城镇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城镇化率。城市化委员会发布的户籍城市化率与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发布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之差，从2007年的12.01%（涉及人口 1.62亿）增加到2012年的17.24%（涉及人口2.34亿）。这2.34亿人中绝大多数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们在医疗保障、福利待遇、薪金待遇、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应运而生。此外，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形成了“386199部队”（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在城市产生了“临时夫妻”现象。等等这些都对城市的社会生态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使得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不高。

　　4、特大城市“城中村”问题突出

　　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较为突出。《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指出，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过程中，考虑到拆迁成本问题，城市政府或者开发商更愿意低价拿耕地，而不是村庄，由此很多村庄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形成各种类型的“城中村”。“城中村”或“棚户区”往往结构简陋老化、功能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缺少公共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而且“棚户区”家庭基本是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棚户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景观和市容；同时“城中村”或“棚户区”由于租金优势往往集聚大量的流动人口，由此形成“城中村”或“棚户区”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的隔离，在城市形成新的“二元结构”。

　　5、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严重不合理

　　城镇外延扩张造成稀缺土地过量消耗，1990年至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近2.5万平方公里。在土地供需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布局严重不合理。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两者之比大大高于1：1.23的正常水平，既未能形成新区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又减少了大量的宝贵耕地。并由此产生了土地征用和农民安置问题。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也就是说将有5450万亩耕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尽管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可以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但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在我国，大部分农民生活依靠的资本仍然是土地，因为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职业技能能力缺乏，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稳定的生产收入，很难适应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体制，这部分人群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也一直生活在城市贫困人群的边缘。

　　值得关注的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并未出现相应减少的趋势。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导致农村播种面积连年骤减。就国家粮食安全高度而言，我国粮食自给率现已跌破90%。

　　二、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3%，但也遭遇诸多困扰，对城市居民而言，“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困扰多多，对农民而言，“被上楼”、“半城市化”等问题亟待解决。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出台。与过去以大拆大建、“造城运动”为特点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尊重市场，让人口和要素自由流动，自然形成城镇集群体系。注重城市特色、城市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被认为是人本城镇化、市场城镇化、协调城镇化、绿色城镇化、智慧城镇化和人文城镇化。

　　对于试点的选择，《规划》在明确改革总体目标原则的基础上，选择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城镇化投融资、宅基地管理、设市模式等难点问题，啃骨头破瓶颈。正如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所言，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调结构的重要一环，推进新型城镇化存在包括土地制度如何破冰、资金如何筹集等诸多难题，此次座谈会确立62个试点，用中国城市10%的比重来探索可行之路进而再复制到全国，这就是要以“先行先试”的尖点去破体制机制的难点。

　　比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必须落实的首要任务，然而不论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还是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都涉及成本支出这个关键，即谁掏钱、怎么掏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9月16日的会议上提出，紧紧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公布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探索实行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这正是针对当前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不明、责任不清，“半市民化”现象愈演愈烈、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提出的。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实地考察过北京的一个乡，该乡外来人口20万，本地人口却只有一两万，该乡领导表示靠乡政府自身力量来解决20万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非常难。企业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农民工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中央、省市和地方政府必须联手来做好公共服务共同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试点就是要通过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破解难题，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探索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二是建立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与落户人数挂钩等政策，支持城市政府吸纳外来人口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已是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常年关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孙荫环表示，目前城镇化投融资制度的形成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在财权不足、事权过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追求预算外收入，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两个主要渠道，在很多地方，土地财政甚至成为融资主体。由于土地供给有限、土地出让收益明显下降，土地财政弊端日益显现。同时，纵观国内宏观经济走势，未来城镇化融资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不容乐观。他分析说，一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政府收入弹性的降低，政府收入增速趋势性下降有可能成为常态，新型城镇化投融资面临的财政环境不容乐观；二是在储蓄率下降、通胀压力难消、银行资本金缺口大的背景下，货币金融环境将不如过去宽松；三是潜在金融风险并未解除，风险化解紧迫性凸显，新型城镇化投融资空间相对缩小；四是中国正处于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用于国计民生的总体资金需求量不断加大，传统城镇化投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实际发展需要。因此，试点就是要通过探索建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来打通新渠道。

　　土地制度改革复杂而敏感，宅基地改革又是重中之重。这项改革不仅涉及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还涉及中国千千万万个小城镇建设中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土地财政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地改革的措施。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强调说，需注意改革的目的并非为了解决建设用地指标，也不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而是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路子；同时，由于中国农村住房大都“一户一宅”，一旦将房屋转让后，农民的住房保障需慎重考虑；另外，先行法律对于宅基地的使用范围和人群有明确规定，所以还有一系列法律问题需要处理，“通过试点慎重稳妥来推进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而针对目前存在的宅基地取得分配不合理、利用粗放、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胡存智认为，需要在上述领域完善制度，使其在取得、利用和退出等环节更加合理。

　　评论认为，试点就是要改革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探索宅基地成员权益向财产权益转化的可能路径。在充分保护和使用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基础上，探索宅基地市场交易主体、交易方式和交易范围，建立较为完备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目前，我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特大镇已超过200个，不少特大镇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超过了其所在的县级市，甚至地级市，却仍然只有镇级的管理机构和职权设置，“身子大、衣服小”已成为困扰特大镇发展的主要问题。部分城镇在管理资源上捉襟见肘，屡屡冒出“临时工”类的尴尬。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设市，极可能带来机构增多和人员膨胀问题，行政成本难以承受之重。

　　比如，2012年狮山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实现676亿元，占南海区32.3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多亿元，占南海区的55.39%。但这跟狮山镇的管理权限是不匹配的。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党国英认为：“这就要求继续下放市级及区级事权，尤其是决策型权力，扩大狮山镇的管理权限。”在此之前公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提到，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在广东，类似狮山镇，经济体量早已超过部分中小城市的镇不在少数，“撤镇升市”已不是兴趣点。“让中央看到狮山，争取成为新型城镇化试点才是主要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李伟说，虽然狮山经济总量已居广东镇域经济之首，今年狮山重点建设项目投入也将超过210亿元，但“很难突破的就是集体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但是活力不够，农村厂房本来可以利用，但农村不是一个经济实体，有些村子决策治理机构不完备，没有激活土地要素的动力，自己看不到利润，是不会去做的，没有决策权，也干不成事”，李伟说，“成为新型城镇化试点就能拥有更为宽松的政策空间”。

　　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一些巨型镇，规模上已经是市的标准，只不过没有给它市的名号，所以有关部门就想这么改，有一定道理，但要考虑关联效益。比如说，镇改市后还归不归县管，如果与县平级，就把县的肥肉分出去了，将来县的日子不好过。而分出去的这些镇区域面积比较小，未来发展同样受限。”在牛凤瑞看来，“与其镇改市，倒不如把一些达到中小城市规模的县城镇，提到与县级市同等的行政级别，这个相比镇改市更重要，行政成本也更低。” 
 
　　试点就是要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实现城市设置与简化行政机构的真正联动。在把符合条件的县和建制镇设为市的过程中，探索大部门制、开发区管理模式等的横向整合，控制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优化行政层级和区划的纵向设置，提高行政效能。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三、五大试验方向符合中国国情

　　9月16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宣布确定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之后，试点名单花落谁家备受关注。

　　“（新型城镇化试点）最终的名单还没有落实，但今年肯定会出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9月17日表示，选择试点城市关键是看试点方案是否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思路和方向。

　　今年6月9日，发改委等11个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五项任务：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省）对下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实行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省（市）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四是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五是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有选择地开展改革探索。

　　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日前重点介绍新型城镇化试点选取的概况及试点内容时说，总体上来看，试点的选取兼顾公平和均衡原则，不论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都有典型。对于试点城市，接下来要制定试点方案，每年都会有督导、检查和评估，总结一些经验和做法。目标是到2017年形成制度和体系在全国推广。“其实不一定等到三年之后，哪方面专项改革条件成熟了，就可以马上推广。”

　　此次座谈会要求，试点要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据了解，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其中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这也是此次将大部分试点定在县、市的重要原因。此外，分析人士认为，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其优势在于可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改革风险。

　　《通知》要求，各地提出在符合条件的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建制镇等不同层面选择试点地区，每个省（区、市）的报送数量原则上控制在4个以内【应包含不同层级城市（镇）】，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于8月31日前统一报送国家发改委。

　　在申报过程中，地方积极角逐试点申报，有些地方拟申报的数量突破了原则上不超过四个的要求。比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党委书记丁振俊公开表示，浙江申报试点的有宁波市、嘉兴市、义乌市、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五个地方。7月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专题会上，甘肃省已初步确定兰州、庆阳、金昌、敦煌和凉州区黄羊镇、陇西县首阳镇、甘谷县磐安镇一共4市3镇申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地方在申报的同时，要提交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方案，明确试点的主要内容，前面提到的五项试点内容并非每一项都要试，而是要明确重点。”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专家介绍说。

　　例如，作为浙江申报试点之一的温州市苍南县龙岗镇，其提交的《龙港镇申报新型城镇化试点初步方案》提出了按照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赋予县级管理权限、积极探索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按大部制要求整合县镇各类机构、改革现有社区设置、以最终决策权为依据理顺行政办事流程、建立新城开发区管委会等6方面的构想。其中，改革现有社区设置方面，拟整合现有17个社区，设置若干个中心社区，作为党委、政府的派出机构，赋予中心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社会服务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对此，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公开介绍，试点区域除两个省与两个镇外，大多数是市、县两级，市包括地级市、县级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

　　据悉，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试点的实施方案进行批复，然后还需要部门会签，试点名单的发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四、国内外资本巨鳄看好中国新型城镇化机遇

　　受试点消息带动，9月17日，多家地产、基建、建材等公司的股价表现抢眼。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在政策推动下，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未来三年投融资需求将达25万亿元，与城镇化相关的诸多行业将有望受益，包括机械、房地产、环保、建材和建筑等五大行业都将分享到政策红利，相关企业也将获得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

　　去年10月国内首只城镇化主题股票型基金——长盛城镇化主题股票基金正式发行。该基金通过投资城镇化主题上市公司股票，把握中国经济转型、逐步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机会，其中基金投资于城镇化主题上市公司股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4月25日晚间，嘉凯城公告，公司拟联手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业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规模不超过50.01亿元的“中再-嘉凯城城镇化发展基金”， 其中一期发行规模不超过30.01亿元，专注于提升、引领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项目，包括城镇化的商业、办公、保障房、旧城改造、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新城镇化居住类项目等，尤其是城镇化商业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沪深两市合计有1000余只城镇化主题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约达7.5万亿元，按照申银万国研究所行业分类标准，主要涉及机械设备、建筑建材、房地产、交运设备、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公用事业以及家用电器等8个申万一级行业，该主题具有可投资标的多、具备弹性大、进攻性强等特点。

　　在城镇化的各个阶段，不同行业将迎来利好环境。发展初期，传统的基建类如地产、建筑建材、机械、交运设备、和公用事业等板块表现较好；在发展中期,随着居民收入的逐渐提高，商贸、交通运输、以及家电等板块将会有较好的表现；而在本届政府所倡导的“新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通信网络、电子信息、智慧城市、环保、安防、医疗养老、现代农业等板块的将成为更具爆发性增长的投资主题，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美丽中国、大数据、养老产业等板块平均涨幅分别为20.93%、82.54%、50.23%。

　　民生加银城镇化基金经理黄一明表示，城镇化基金既然主要投资城镇化主题，一定是以政策为主线。过去十年是地产和资源的黄金十年，未来十年则是垄断行业被突破后的黄金十年，是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黄金十年。

　　北京潮商会会长、北京国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城市化委员会委员张章笋认为，应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鼓励城镇金融资本进入农村。各大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布网点，鼓励农村发展村镇银行，鼓励保险、基金类金融业进入农村，活跃农村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为农村自发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允许农民的宅基地、土地证、房屋产权证、经营型流转农业建设用地，农耕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确权、抵押、担保、融资贷款，给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化发展提供资金，让有条件、有经营能力的村镇集体和农户能融到资金去发展产业、兴办企业，实现农业的种植、养殖业产业化，实现农村的商品需求产业化生产。

　　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表示，新型城镇化让北新建材保持高增长成为可能，北新建材会抓住中国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机遇，将新型房屋事业发展成为新的龙头业务，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型房屋产业集团。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胜龙表示，新型城镇化给大汉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他说，如果未来的县城都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路子大踏步发展，农民工无论是挣钱还是花钱都将产生一个巨大的市场，通过现代服务业来把县城做大做强，对农民工和农民转化为市民之后生活的改善产生巨大的作用，而对于大汉来说，因为有了这样的市场需求，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中国的城镇化逐步推进，会遇到融资和投资问题，让国内和国际私有资本参与进来非常重要。”世界经济论坛高级总监Alex Wong曾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称。

　　多家跨国公司也表现出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热望，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机遇表达乐观期待：施耐德电气加速“向中国中西部扩张”、沃尔玛未来三年将在中国新设110个业务新址、可口可乐2009年至2014年在华投资70亿美元，是前30年投资总额的3倍多……
施耐德电气1979年进入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其全球第二大市场，在华有28000名职工、30个工厂和300个业务覆盖城市。“施耐德今天的发展成就充分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洁说，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将紧跟中国“十二五”规划，包括向中西部扩张、专注绿色发展、立足拉动内需等重点。

　　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博睿说，中国是唯一可以复制沃尔玛美国本土市场成功经验的海外市场，自1996年进入中国后沃尔玛就不断强化“本土化”战略。目前，沃尔玛中国与近万家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销售的产品中本地产品超过95％；同时，沃尔玛中国超过99.9％的员工来自中国本土。  

　　1992年，ABB在厦门设立在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经过22年发展，这家全球500强企业已经在华拥有1.9万名员工、37家企业和遍及109个城市的销售与服务网络。2013年，ABB中国订单额及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均达到56亿美元，其中80％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本地制造。ABB（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蔡鸽说，为支持厦门市岛内去工业化、在岛外相关区域推进工业化的城市发展战略，ABB从2014年至2019年计划投资20亿元在厦门翔安新区建设“ABB厦门工业中心”。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副总裁王碧玲说，最近10年中国餐饮业增长迅速，人们生活节奏的变化，对餐饮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聚集将为餐饮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对当前中国市场和政策环境的一些新变化，跨国公司的代表普遍抱以积极、乐观态度。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洁说，根据施耐德的经验，跨国公司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应始终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要有持续的盈利能力；二是要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三是作为企业公民要承担好相应的社会责任。

　　ABB（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蔡鸽说，在中国现阶段，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于外资和跨国公司来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关键是有一个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向这个方面努力，这是值得赞赏和期待的。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副总裁王迅认为，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原来给外资一些特殊的超国民待遇，到慢慢过渡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民待遇，国外企业需要适应这种过渡和变化。但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在服务企业效率、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建设方面也还有改进空间。

　　随着经济转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大国策引领消费升级背景下移动互联、大数据、传媒、基因生物制药、新能源、大众消费品等行业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