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全国各地走动多了，难免有这样的观感：越是小地方，法治状况往往越差，县城及县以下则更糟，权势者或恶霸横行现象非常普遍，人们更习惯于用拳头或关系而不是法律来解决问题；而相比之下，反差明显的是，越是大城市，法治程度则相对就越高一些。对上述差异，想必多数国人都多少会有所感触。然而，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为何？

　　在我看来，在上述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某些规律性的内在机理。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法律的实施须臾离不开公权力作为后盾，而城市通常也是公权力的中心所在。这就决定了，越是小地方，距离权力中心越远，法律实施的成本就越高，法律的作用自然也就越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之外的机制，如暴力或人情自然也就比法律更为管用。当年美国的西部，也同样是法律无力之地，解决争议不是靠法律，而是比“谁拔枪更快”。而相比之下，越是中心城市，公权力与法律发挥作用的成本就相对越低。

　　而且，城市越大，违法行为包括违法滥权行为的监督制约的机制和力量，也往往同样更为丰富有力。这首先是因为城市不仅是权力的中心，也同样是监督性机制的中心。而且，越小的地方则越封闭，而城市中传媒和信息更为便捷，违法现象很难被捂住。

　　可能还有一个相对隐秘、微妙的因素是：越是大城市生育率越低，因此城市家庭基本上都是小家庭，而很少像农村那样，某些家庭或家族可能会有更多的男丁。如此一来，在城市中人们的暴力实力大致是平衡的，而很少会有某一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现象。因而，人们发生争议或纠纷时，往往更愿意通过法律解决，而不是诉诸暴力。

　　第二，熟人社会V S生人社会。很明显，越是小地方，熟人社会的色彩越重，从而找关系比诉诸法律更方便；而且正是因为小地方熟人社会的色彩更重，利益关系就更为盘根错节，法律就自然难以公正地执行。此外，熟人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更看重“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面子”因素压倒法律标准的现象。

　　而在城市中，人的流动性和异质性要比乡村强烈得多；越是大城市，熟人圈子的影响力就显得越小。因此，城市总体而言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托关系自然就相对更难。如此一来，人们解决纠纷和冲突便只能更依赖法律— 从社会学与历史的角度观之，法治本来就是调整陌生人社会的争议和纠纷的产物。

　　第三，观念与文化的差异。大而言之，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城市不仅因为以陌生人为主并从而决定了更需要通过法律解决争议，同时也由于城市人口集中，人们行为的外部性更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关系和伦理自然也难以有效调整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

　　而且，本质而言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的经济水平通常要比农村更高，同时城市有着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获得和接受新的知识和观念也更为便捷。就法治而言，这都无疑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通常更为强烈。而相比之下，越是小地方，人们的法律观念显然就越弱，越难以懂得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重要标志。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影响巨大。可以断言的是，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集中，以及意味着经济效应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并将深刻地改变社会制度。城市化客观上更为需要法治，并同时也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条件— 而在一个农业国家，是难以建成成熟的法治的。上述结论可以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找到坚实的证据，而并非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城市和农村。

　　当下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这一过程不仅迫切需要法治来予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