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该蓝皮书建议，城市贫困现象，尤其是特大城市贫困现象，应当同样成为国家扶贫的重点。

　　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城市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较差、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快速上涨、城市脆弱性突出。九成城市处于亚健康的状况，即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指数偏低。

　　在过去，由于城乡人口贫富差距明显，所以各级部门扶贫重点集中于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迁徙到了城市的城中村；而在城市内的老旧棚户区、工矿区中，还聚居着大量本地贫困人口，这些原住民的生活水平并未与城市的发展同步改善。这两类贫困人口，往往因前者远离户籍地，后者为发达地区户籍而被忽视或遗忘。这就使得城市内部出现二元结构甚至三元结构。

　　根据蓝皮书公布的数据，到2008年底，全国居住在各类棚户区中的家庭共1148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744万户，国有工矿棚户区238万户，林区和垦区棚户区166万户。在这些家庭中，有681万户为低收入住房困难户，467万户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因棚户区标准调整，目前仍有1200万户左右的棚户区家庭，各类棚户区比重基本稳定。

　　棚户区现象在特大城市内尤为严重，根据北京市公布的数据，该市在四环内的城市中心区就有527个棚户区，有23万户原住民蜗住其中。

　　贫困人口的另一个聚居地就是城市内的城中村，以深圳市为例，该市人口总量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00万人，在其余的上千万外来人口中，半数居住在城中村中，全市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城中村和旧村共有2000余个。

　　一个大城市内的贫困人口，动辄已经超过一个甚至数个贫困县总人口之和。目前，扶贫措施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例如对农田、种粮的诸多补贴等，与城市居住人员关系甚微。而贫困农村因人口外流而导致的“空壳化”，也使得农村地区的扶贫“扶不到人”。

　　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村进城人员跨省人户分离，流动性太大，其信息核实、资金调拨往往涉及两个甚至多个经济发展情况截然不同的省市，操作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对城市原住民的扶贫，虽然原有按工资收入认定的扶贫标准，但当下居民收入构成远比过去复杂，如何重新认定扶贫标准又要涉及诸多居民信息，在当下各省各部门信息不联网的情况下，即便加大在特大城市的扶贫力度，也将出现扶贫对象查找难、审核难的困局。

　　特大城市的扶贫不该被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缩减农村扶贫规模，正是因为农村贫困，才导致了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涌入机会更多的城市。扶贫应当城乡并举，统筹兼顾，并及时建立起健全完整、覆盖城乡的居民信息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