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城市化速度相当罕见，它用30多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城市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究其根源，当属改革开放后大批移民的涌入，使深圳一跃成为超千万人口的特大移民城市。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生产、生活及行为方式的变化，也使其思想观念发生了嬗变。

　　由乡到城：生产方式发生变革

　　进城农民工中，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多。进城之前，他们主要从事家庭承包责任田的手工生产；进城后，他们主要从事集体协作的大机器生产。这种转变，对移民个人来说，不亚于一场技术、产业革命。在这场革命性变革中，进城农民工真正感受到知识、技术的价值，开始形成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生活的意识；开始改变散漫随意的劳动习惯，逐渐树立起竞争协作的劳动观念。

　　移民进城前以土地承包、独立自主的生产为主，进城后投入到契约条件下的雇佣劳动过程中。这种角色、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变化，使进城农民工改变了农村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认为时间不值钱的观念，改变了农村生活中“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有实物才是商品”的意识，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他们开始认识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逐渐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意识和时效观念。

　　生活环境改变移民生活方式

　　对深圳的进城农民工而言，生活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农村社区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其主要功能是维持全家的生产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是农村劳动力的组合体，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选择配偶时，往往从有益于家庭生产的角度予以衡量和考虑，而较少以感情的融洽性和生活的协调性为基础，离婚则被看作是家庭经济的“破产”。

　　移民进城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崭新的城市社区中，农民工靠自身劳动力赚取生活费用，男女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在这里，家庭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单位，而是生活单位。家庭的建立以生活的协调性为准则。离婚不再被看作是经济的“破产”，而更多是感情的决裂和生活的不协调。

　　移民进城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在农村社区中，劳动是不计时的，有时早出晚归，有时整日休闲，一切随季节和心情而定。而在城市社区中则完全不同，需要定时上、下班；同时，城市社区提供了较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多样的文化活动，因此移民们不再满足于温饱型的物质生活，开始追求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变化对他们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型人际交往方式逐渐形成

　　随着深圳移民生产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其交往、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村社区中，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农业生产个体即可操作。而城市社区中的生产劳动，几乎每一环节，劳动者都要同许多不熟悉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打交道。在城市社区中，中国传统的人伦观念受到了挑战，不再局限于五伦关系，在更多的场合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即与陌生人的关系。有的学者将它称之为前“五伦”之后的“第六伦”。

　　农村社区中人际关系虽然简单，但人际交往的方式却颇为复杂，既可物物交换，也可以财物与货币进行交换，甚至可以赊账。因为买卖双方都是熟人乡亲，没钱可以先拿去用。而城市社区中的人际交往则简单得多，衣、食、住、行、用都需要用金钱来支付，体现为一种货币关系。这就很容易产生“没钱万万不能”的拜金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移民背井离乡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漂泊之中。这种不确定性，既给人带来新的希望，也使人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定。因此，这样的人群必然要求寻找某种寄托，对友谊和友情的渴望更强烈。

　　移民进城之前，其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主要从农村社区中获得。在一个农村社区，是非对错，总有一套传统的、比较稳定的行为道德准则。大家公认的东西，如重男轻女，即便不好，也没有人反对；某种行为可能是对的，但大家认为不好，那么在这个社区里就行不通。而当他们离开农村社区进入城市后，这种原社区对他们的影响力开始日益淡化，无论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影响，一时难以被城市社区的陌生环境所接纳和认同。道德对行为的约束，舆论对行为道德的监督，在陌生人的群体中效果甚微。而城市社区对不同群体行为道德的影响和监督，主要通过现代舆论工具，如电视、广播等。这些现代舆沦工具，对部分进城农民工，尤其是居无定所、不订报纸杂志、收入较低、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者而言，很难发挥影响作用。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传统影响渠道和现代影响渠道难以衔接的“真空地带”，这是城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