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合法报刊亭深夜被强拆，媒体呼吁官方解释。中午口头通知，深夜就来人拆除，没有给亭主出示任何文件依据，也没有说明缘由。如今，实施强拆的负责单位尚未找到，损失由亭主自行承担。一夜之间，报刊亭主变成了无业人员。（8月10日人民网）

　　对报亭强拆不择手段，其实就是想造成一个既定事实的结果，试图用“清除”的办法替代管理的一劳永逸。只是，实在不知道偌大的城市如何会容不下几个报亭？城市需要报刊亭差不多具有共识。对一座城市而言，报刊亭既是文化地标，也是文明接口，甚至成为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从市民角度看，报刊亭既解决了一部分人就业，满足了很多人的阅读需求，还可以承担义务指路、便利饮食、街头监控等角色。

　　作为体现城市亲和力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指标，作为城市公共建设与便民服务的一部分，报刊亭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毫无疑问，强拆报亭是一种文化暴力，是对城市文化的一种自我阉割，也是对普遍文化权益的损害，更是对社会文化氛围的破坏。

　　强拆报亭的另一面是城市管理者眼中，秩序与文化需求之间矛盾与对立。应该来说，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在管理得当，规范有序的前提下，报亭还可以成为街道巷口一道特殊的风景线。遗憾的是，本是可相互兼容相得益彰的问题，却变成了管理者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要么把报亭当成了文化的“细胞工程”，弄得遍地开花；要么视报亭为市容的眼中钉，欲拔之而快。象北京的报亭先发展后拆除的城市比比皆是，象北京一样采取强拆的也不在少数。而令人跌眼镜的是，2013年无锡市又对已经拆除的报亭进行重建。

　　城市是市民的城市，然而很多的城市主政者与管理者，更多地站在了管理者的身份，用单维的视角与审美标准来思考与解决问题，下意识地把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城市，掺杂了自己的主观好恶与政绩冲动，容易把管理对象置于对立面上。北京强拆报亭事件，到处可见这些思维的痕迹，拆你没商量，没有理由、没有解释、没有善后，不认错、不认账，演绎着权力耍流氓的逻辑，丢掉了政府的权威与公信。这不仅仅是少数人习惯于行政强令的简单粗暴，而且是权力治理方式弊端的集中表现。

　　报亭考验城市治理维度。在庞杂的社会利益面前，求取多方利益最大公约数，才是实现社会规范有序的唯一途径，通往这一途径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会治理。譬如，决定城市报亭去与留不应当只有权力，还应有市民的权益、经营者的权利，只有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治理才能水到渠成。对强拆报亭事件，官方不仅要作出解释说明，对事件进行妥善处理。同时，事件暴露出来的权力治理依赖值得所有城市的管理者反思。推动政府管理社会向政府治理社会的转变，不只是一句口号，而且是在具体的事务中依法行政，尊重关联的权益与权利，实现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