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立即受到媒体与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个时候我们不说最新的答案，先看看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个调查。调查的近11万人，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80前”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而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是75%，同时加了一个条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达到90%。(8月1日新华网-央视)

　　曾几何时，农村户口与非农户口之间有着一道高深坚韧的壁垒，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农与非农之间的福利悬殊简直是天壤之别，故而犹如围城效应一样，很多“乡下人”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够“跳农门”当“市民”。由此，一些地方政府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抓住卖户口这个商机，着实狠狠赚了一把。然而，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为何有九成农民又不愿当“市民”了呢?

　　其实，央视上述报道中已经涉及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承包的土地包括自己的宅基地，将来怎么解决，是彻底丢掉，还是有偿，还是能够进入到转让，他们能否从中分得一些利益?恐怕这才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在河南新乡调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谈到，现在农民不关心他叫农民还是市民，他真正关心的是，如果我进城，城里的公共服务能否享受，另外土地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试行的让农民“自愿”“上楼”，由农民变“市民”的所谓“改革”，某种程度上说，觊觎的还是农民的土地。所以在国家未明晰土地确权、无法保障农民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九成农民不为“市民”诱惑所动，恰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对此，有关专家表示，与户籍改革相比，如果土地改革不能尽快取得突破，可能面临与户籍制度改革不相匹配的情况，最终拖累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的蓝图若何?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六项主要任务，除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等任务之外，还明确提出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尤其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保持城市规划的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毫无疑问，这些有关城镇化建设的“经”都是“好经”，可是地方政府能否念好这些“好经”，能否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不搞劳民伤财的大拆大建，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真正让农民“自愿”作出自己的选择?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恰与中央的要求相左。一些地方政府理解的“城镇化”，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就是大搞新的“造城运动”，比较“成熟”的运作方式，就是用从农民手里廉价拿回的土地建房，然后再天价卖给“市民”。

　　事实上，在“城镇化”蓝图并未最终确定的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已捷足先登，通过“合村并城”等“造城运动”，早已张网以待。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在“造城运动”中崛起的新城区，所承载人口的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可是全国15～60岁可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仅有2.62亿上下，而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中，有38%住在职工宿舍，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可是在“城市”能买得起房子的新型“市民”又有几人呢?故而当今“鬼城”遍布，也就见怪不怪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是，当一个农民成为“市民”住进“城市”后，虽然名称上叫做“市民”，但能否真的能够享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据新华社统计，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今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对福建与浙江两个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增加的成本和费用分摊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福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增加的支出约为12.9万元;如果福建省420万进城农民工全部市民化，全省一次性将新增次5429亿元成本。试想，如此“市民化”，真的符合中国情?现实中国国情是不是已经富裕到甩掉了“初级阶段”帽子的崭新阶段?

　　再者，农民名誉上成为“市民”后，就目前国情而言，短时期内并不会改变其种地的实质，所以这些不愿成为“市民”的农民在接受央视随机采访时坦言：“城市户口没工作，村里有地，不如种地”，“你说在小城市里，没工没什么，在那不上班，买了房干什么?种了庄稼，还拉到小城镇里去吗?”事实上，这些不愿意成为“市民”的农民都在算账，在算他们得到的实际好处跟假如失去土地之间哪个更划算，更期待中央“依法自愿有偿”的“好经”，千万别被地方政府念成了“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