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7-15 15:07:39
来源：光明网 作者：评论员
据新京报报道，在侯落鸭村，村长侯志强因“爱打仗”、没人敢惹，常殴打、敲诈村民，而被称作“南霸天”。他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在他第十次敲诈村上的养猪户郑某一家，并起纠纷后，村民郑某用铁镐将其打死。郑某为此获刑8年，但96名村民于今年联名上书河北省高院，为其求情，称其是“为民除害”。
毋庸置疑，“村民打死村长”是起刑事案件，当依法定程序办理。可近百人为涉嫌故意杀人的村民求情，足见问题并没面上呈现的那么简单：要看到，村民联名求情的缘由，是涉事村长侯志强为恶一方，也激起民怨已久。就此而言，埋藏在此案下的“案中案”，也亟待廓清。
就新闻内容看，侯志强的好勇斗狠、蛮横霸道，着实让人瞠目：他只要不高兴就会对人动手，村民都得“躲着他走”；他还干预选举，私自扣留选票，谁不选他就会被找麻烦；他还数度因故意伤害入狱，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而这些细节拼成的个人形象图案，就是“鱼肉乡里、为祸乡里”的恶霸。
动辄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强拿强要、欺行霸市……侯志强的种种劣迹，都契合我国司法实践探索中的严打对象——“村霸”的行为特征。按理说，这类村霸藐视法规、践踏乡村自治规则，理应被依法打击。
可诡谲的是，侯志强的恶行在当地似乎不被管束：他打人被报案后，总能安然无恙、毫发无伤，“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以至于村民怀疑他跟警方有“特殊关系”；他破坏选举后，当地镇干部却声称他得票很高“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得人心”；就连村支书也拿他没办法……某种程度上，对其违法行径、活动的纵容，也是“为民‘储’害”，正因其“村霸”行为未得以约束，才会让其愈发肆无忌惮。
“村霸治村”，没有良效制衡。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村域之下的矛盾积攒，可问题升级到“养猪户奋起反抗”和“近百人联名求情”的地步，可见其事端的紧张。而这里面暴露的显性问题，置于当下许多地方的基层治理情境中，都颇具典型性。广东等地将打黑利剑指向“村霸”，也侧面反映了这点。
就像东平性侵案发生后，有学者提到的，在时下的乡村，过去依赖于宗法伦理的家族村社自治格局正在瓦解，在此过程中，部分黑恶势力也找到滋长发展空间，对基层权力形成攫夺，并以此完成对底层民众的欺凌劫夺。而法治下沉中的“边际递减效应”，又会导致法治失灵，许多村霸地痞都处在法治“无人区”。从地痞性侵到“村霸治村”频现，本质上都根植于这种现实土壤。而这在许多只剩留守老人孩子的空心化村庄，体现得更为明显。
很大程度上，这种乱象，伴随着辖地政府治理的失序而衍生。基层政府的行政举动，往往会嵌入到百姓切身利益的肌体内，也理应遵循法治路数。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对村霸之类现象姑息纵容，对民怨也置之不理，这也导致矛盾郁积，最终一点即爆。
在东平性侵案，当地警方作为不当、背后疑有人“打招呼”，就让人看到治理无序的一面；而今，在该案中，村民们活在持续多年的恐惧下，也跟正常司法、行政框架下的救济不力有关：试想，如果当地能对选举程序严格把控，能形成民意听取的常态化机制，而不是把村民诉求不当回事，“村民打死村长”的极端案例也不会发生。
地痞横行、村霸当道，是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威胁，也会将民众权益置于“人为刀俎我鱼肉”的境地，到头来，很可能影响到基层稳定、民众的法治信心。就此而言，显然有必要将乡村社会纳入公共治理视野下，实现规则覆及，避免让乡村沦为法治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