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暴走族每天的活动场面足以惊呆任何一个外地人。在云龙湖周边每天参与暴走的有上万人，他们组成多则成千、少则几十人的方队，从音乐厅广场出发，穿过云龙湖抵达南三环后折返，一个小时暴走7公里。由于暴走团经常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对暴走进行规范。（7月10日《现代快报》）

　　作为一种健身方式，暴走本身无可厚非，但参与者经常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则难免让舆论将其归为广场舞一类，涂上蛮横、缺公德等认知色彩。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警方对暴走族的道路违法行为，采取了加强值守、教育提醒等办法，说好听点是“人性化执法”，说难听点则是“执法不作为”。由于执法的软弱，现在每天晚上7点半到9点钟，云龙湖周边的机动车基本被暴走族占用，根本无法行车。相关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久而久之，必然进一步增加暴走占道问题的治理难度，也许又会回到居民以暴制暴对抗广场舞的老路上来。

　　暴走占道扰民现象，无疑又是一个法不责众的生动案例。在很多暴走者看来，在机动车道大步流星尽管是平时不能干、不敢干的事，但现在暴走队伍人多势众，只要“别人干了我也能干，众人干了我更能干”，反正有那么多人在我头上遮着、扛着，反正警察不会只追究我一个。正是有了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以及执法部门的过分迁就与放纵，才催生了一系列社会怪象。

　　广场舞噪声扰民也好，万人暴走团霸占机动车道也罢，说到底还是公共意识出现了偏差，人们的权利意识复苏了，而权利边界意识却没跟上。唤醒权利边界意识，既需要相关利益群体进行更多坦诚的对话和沟通，相互换位思考；更需要树立法律的威严，破除“法不责众”的心态，通过罚款等措施提高占用机动车道者的违法成本，唤醒他们的规则意识，不能只顾“走自己的路”，却“让别人无路可走”，须知，若自由无约束，则自由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