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主题为“中国面临巨型城市的挑战” 的第22届中国城市化论坛在河北廊坊永清国瑞生态城举行。论坛由住建部科技委指导、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简称城市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城市化》杂志主编顾晴主持。

    论坛围绕北京对京津冀城市群的辐射能力有多强？京津冀城市群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逃离喧嚣的巨型城市：我们能去哪里？等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与互动。

    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郝振河在致辞时说，论坛的议题接地气，意义重大。他介绍说，如果把廊坊市比喻为京津之间的一颗明珠，永清则是廊坊的一块璞玉，它属于大北京战略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空间广阔。有资料表明，早在2010年首次提出“3＋2”首都经济圈以及“一轴、两核、三区”为框架的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战略构想。2013年3月，北京市发改委发布新城南行动计划（2013-2015年），总投资约3960亿元，比老计划（2010-2012年）相比增加了1000亿元。
国瑞生态城区位优势明显：其一，首都第二机场落户于大兴区礼贤镇境内，距离永清国瑞生态城15公里，2015年将投入使用，终端规模为年旅客吞吐量1.2亿人次以上，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机场等构成中国北方（华北及东北）航空群。其二，永清距北京南五环50公里、距首都第二机场直线15公里、距廊坊市区17公里，国际级高速路京台高速在永清设有出口站。

    直面巨型城市的挑战——有信心！更有办法！

    龙永图：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荣誉主任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将中国的城镇化作为影响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把中国的城镇化放在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地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家在对中国的城镇化欢呼的同时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特别是今年1月份北京连续20多天的雾霾天气，加上最近长三角连续十来天的雾霾，以及今年全国范围的雾霾天数创造了历史之最，大家对于城市的环境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对于大城市有了很多的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讨论“中国面临巨型城市的挑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要坚定对城镇化的信心
　　我们要坚定对城镇化的信心，因为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最近中央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城镇化的重要性。没有这几十年的城镇化，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就没有中国大量的财富积累，也没有那么多成千上万、上亿的人民和老百姓脱贫，更不会产生现在震惊整个世界的中国经济奇迹。
　　目前城市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与现在所产生的污染相比，贫穷更可怕！我是从贵州最贫穷的山区走出来的，我也去过非洲最偏僻的农村，我一直坚信一个道理，贫穷是最大的“污染源”！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可以证明：现在全球环境最好，包括空气质量最好的地方是在发达国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更不是在贫穷国家。
　　要解决污染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根除贫穷。只有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经济发展了，我们才有财力、有物力、有精力去解决发展中所发生的各种污染问题，才可能提高我们的空气质量、水质量、食品质量乃至生活质量。
　　我们有信心是有基础的。首先来源于对我们制度的信心。当年我们全国总动员抗击“非典”，其组织能力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现在出现的雾霾问题，只要中央下定决心，只要地方团结一致，也是可以解决的。解决雾霾等环境问题需要高度的组织性，需要各个城市、各个产业高度联合才能解决，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孤立地解决环境问题，也只有在我们的体制之下，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国在解决这些大问题上的信心是很强烈的。
　　第二就是对于现代科学的信心。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得很快。只要我们舍得投入，不把GDP当成“挂帅点将”最重要指标；只要我们把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包括空气、水、食品的质量放在首位，现代科技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三个信心就是有前车之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城市化快速推进这样一条道路，他们在应对大城市挑战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借鉴。

    要确认“大城市病”的原因
　　我们要准确并理智认识我国“大城市病”产生的基本原因。首先，“大城市病”是因农民进城、大量人口流动出现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有8亿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有两三亿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现在还有两三亿人准备进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间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扩张，产生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农民进城这一历史进程实际上是我国实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千千万万农民致富的过程，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出路。对于农民进城这个问题我们要顺其自然地推进，不能因为城市太拥挤了就说不需要甚至不准农民进城，因为广大农民有致富和进城的权利，谁也不可能否定农民进城的愿望，谁都不可能剥夺农民进城致富、追求过上小康生活的基本权利。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到了一定时间是会稳定下来的，就像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已经稳定了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居民有生活得更好的愿望。现在城市的空气污染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汽车尾气，但是不能因为有雾霾、有环境的污染，就剥夺某些人买车的权利，或者购买其他可能造成污染的东西的权利。当然，我们要让人们改变观念，要鼓励更多的人买车，但在大城市不要把小汽车作为每天上下班的代步工具，而且我们的公共交通的网络体系要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还没有结束。城市的公路网络体系、城际铁路、地铁还正在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污染，出现“城市病”的根源，这也是成长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
　　第四个原因是我国属于制造业大国，传统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但是我国的相对优势就在制造业，我们要发挥相对优势，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其淘汰，否则就是丢掉了我们的实体经济，会丧失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
　　以上这些产生“大城市病”的原因都具有刚性，我们必须理智地认识，这些都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所决定的。

    巨型城市发展要有办法
　　对我国的城镇化有信心，并不是说我们要盲目乐观、不作为。所以我强调要有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产业。环境污染很大一方面来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尽管发展制造业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在整个规划中出现了问题，造成产能过剩，浪费了很多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环境压力。我们在减少不必要的环境压力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污染最少的服务产业。永清生态环境不错，应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满足北京整个中心城市拥堵以后人口分散所产生的一些服务需求；而国瑞生态城不仅仅是搞房地产开发，而应该做一些创新，围绕房地产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打造好的养老产业、健身产业、旅游产业，甚至成立一个家政服务公司，这些都是非常有前途的。
　　第二个办法是要打造高质量的城市群。高质量的城市群有几个特点，其一是要有产业支撑，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镇，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就是空城，产业不一定就是制造业，也可以是服务产业；其二要有生态支撑的能力，永清生态城有40% 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具备营造区域高质量城市群的条件；其三要有消费载体的支撑，比如物流、电子商务等能够为社区、为城市群的商业相互流通提供载体的商业地产；其四建立一个庞大的便利的交通网络，像长三角打造的一小时城市圈，让城市之间有最便捷的交通。
　　第三个办法是要打造全民的低碳文化。全民的低碳文化对解决巨型城市所带来的挑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没有整个公民的参与，光靠政府、产业的调整是不行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型城市的挑战，要有好的心态，并且有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除了有信心还要有耐心。在解决雾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是最能够凝聚共识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这是分歧最小的地方。我相信，只要大家真正团结起来，全民共同参与，直面巨型城市的挑战是能取得成果的。

    不是每个城镇都长成巨人

     李兵弟：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我不太主张提巨型城市这个词汇，但事实上我们的发展缺少不了巨型城市。在此，针对京津冀的发展我想讲几个观点。
　　第一，巨型城市要明确发展的目的。我们已经走了30多年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发展之路，现在大城市发展相当不错了，在未来的发展引导上，不能继续强调要素过快向大城市的集聚，而应当强调要素在区域范围内均衡配置。巨型城市（特大型城市）在我国是少数，其发展目的非常明确。其一，应当参与国际性、全球性的城市竞争；其二，应当增加城市的多元承载力和包容性；其三，应当发挥城市的引领作用，不是与周边争资源、争要素，而是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第二，应当有科学的功能组织，即功能高端。巨型城市或者叫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须走高端路线，重点应当在创新性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从一般性的制造业退出来。功能高端必须要注意的是把政治、文化、科技功能保留好，同时将核心城市的优质资源向周边地区外溢，这样才有可能发挥引领作用，协调并带领周围城市发展。
　　第三，合理的空间布局非常重要。包括交通组织、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区域性的服务型功能的支撑能力，包括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共用，不一定非得划地域办产业园区，可以联办、共办产业园区。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城市设立特殊的政策区，优先准予或者吸纳临近地区的城镇，将周围的一些功能组织起来，形成发展合力。
　　第四，必须有良好的生态布局。包括生态环境的统一规划，生态修复项目的统一布局、审批、实施，生态绿地空间的统一组织，也包括绿色发展、环保标准的统一。如果说在一个空间密集的地区内环保标准都不同，很难形成协调统一的发展。
　　第五，应当是有效的城市管理。包括要让我们的城市安全、发展稳定，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宁，当然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的建设发展。
　　第六，巨型城市周边必须要有繁荣的乡镇。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给小城镇，比如像永清这样的县城以及国家级的重点镇15年的重点发展期。其实30多年我们让大城市得以发展，现在拿出15年时间支持一下重点镇，让县城发展、让县域经济发展，这将能比较好地解决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
　　二是巨型城市周边地区的乡镇或者叫广大农村地区，要有明确的目标，即富足小城、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正如中央讲的不是每个城镇都长成巨人。
　　三是制订产业引入机制。小城镇如果没有明确的产业引入机制，没有明确的大城市疏散功能与小城镇的产业引入机制相结合，小城镇发展会非常吃力。
　　四是允许探索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混合使用。不一定所有的土地都要转为国有，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可以发展一些小城镇。目前很多地方都在进行不同的尝试。新城镇投资开发与运营正是永清国瑞生态城探索的模式，主要以民营资本为主，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土地、金融、产业三合一，而非一种单纯的土地投放。另外，县域品质地产也是一种新城镇的开发模式，也是今后中小城镇努力的方向。在保粮、保耕地、保证农民富裕的基础上，让农村的综合业态发展起来，将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很大作用。
五是国家应想办法成立小城镇建设的股权基金，以国家的资本包括国有银行资本注入，允许社会资本、法人资本、自然法人进来，弥补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现在全社会流动性过剩，但是资金成本不一样，通过用股权基金的形式，低息或者贴息支持小城镇的发展，当然要有重点。
　　六是启动涉市机制，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七是将今天的城镇维护建设税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我国现在是按照7%、5%、1%作为附加税提取的），可以为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小城镇和重点镇的发展，提供一种国家设置的维护建设管理的正常稳定的资金渠道。
   八是研究建立国家农村住房制度。既然要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就涉及到农民的住房问题，不能单一地讲宅基地本身的经济职能，还有社会职能，即对农民的保障功能。
　　九是改革宅基地制度。要把宅基地的保障供给和宅基地的退出作为一个制度建设共同结合，不能孤立起来。
　　十是既然要给农民工进城提供住房保障，城镇的经济适用房制度应整体转移给农民工。经济适用房是国家无偿提供土地，还有各种政策贴息，这样用一种部分产权的形式先解决有能力拿到一定住房的进城农民工，而不是都进入廉租房、保障房的建设，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解决2.2—2.6亿农民工进城问题，这种制度性的转移还可以解决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供给对象不清的问题。

    围绕北京打造田园城市群

    邵念强：北京海勃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巨型城市的挑战对环渤海、京津冀来讲，就是如何面对北京这个巨型城市的挑战。北京的周边如何去建立有特色的乡镇，换句话说，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省的八个中心城市以及二三十个县级城市怎么应对挑战，怎么样对接北京？
　　其实，北京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自身的压力和挑战。北京与区域内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络太脆弱。北京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区域中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一篇鸿篇大论。北京如何将一个大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能量向周边辐射，带动环渤海、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发展，追赶上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还有一段路要走。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上海和广州、深圳而言，北京对周边的辐射作用远远低于其吸附作用。天津、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城市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北京强有力的吸引力，将资金、人才、资源都吸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里。对于一个三四线城市来讲，环绕着北京既深受其利，更深受其害。
　　京津冀城市群总体规划重新确定了不同城市间的功能定位，对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八个中心城市有了明晰的定位。河北省在发展战略中已经提出全面对接京津。在这一基础上，北京周边的县级城市及乡镇怎么发展，怎么对接北京，这个命题非常重要，也具有现实意义。
    全面对接北京，我的理解是看北京需要什么，能给北京提供什么，能从北京吸引什么，如何将自身的优势资源对接北京。京津冀城市发展规划对北京周边城市的定位有三句话，一是在制造业里成为巨大城市的产业配套，也就是发展能源、化工、制造业；第二是发展现代农业，目的是解决北京的“菜篮子”、“米袋子”；第三是为北京这一巨大城市提供休闲度假旅游的资源。
　　城市化委员会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北京周边有特色发展的城市，近年来北京周边的县级市已经行动起来，都在研究如何确定自己城市的特色，挖掘自身的资源对接北京，除了能向北京提供什么，还能从北京吸引什么资源和力量。
　　在我们研究关注的城市里，永清就是其中一个。永清县的城市发展定位非常明晰，有一个生态优美的环境，有一个综合产业发展去对接北京，不仅吸引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到此休闲和消费，还要与北京的产业互补。国瑞生态城、台湾新城等就是很好的证明。
　　另一个城市是定兴。定兴对接北京的手法是在城市西区打造西部田园城市。田园城市的概念是100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提出来，其基本思想是：田园城市是人类城市发展的方向，就是把城市的优势和乡村的优势结合起来，然后去削弱或者弱化不足的地方，打造一个供人们舒适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定兴除了营造大的景观峡谷，还将周边农村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农业合作社的方式，由北京的资本进驻，带来现代农业的思想，将传统的农业提升为观光的、生态的、旅游的和有设施的农业，向北京提供丰富的蔬菜、花卉等，营造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北京的人去度假、办公和生活。
　　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到十年时间里，在北京这一特大城市周边会诞生二三十个优美的田园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悠闲地工作和生活，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由巨型城市提供的公共配套资源。在不远的将来，北京的“大城市病”以及周边城市发展不成熟或者发展缓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期待着一个以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为核心的、带动河北八个中心城市以及像永清这样的卫星城市构造一个田园城市群，进而带动整个环渤海经济的发展，让京津冀能够和珠三角、长三角一样齐头并进。

    京津冀弯道超车看北京

     鲍筱斌：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如果讨论中国面临巨型城市的挑战，北京这一巨型城市产生的问题要严重些。因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实际上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能够很好地给周边提供产业支撑；可是北京所在的环渤海地区非常奇怪，似乎只有北京在发展，周边城市都长不大。另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较短时间里，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迅猛发展，自然会遗留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解决所遗留问题的时候，而且需要大家的智慧。
　　北京的城市结构特别有意思，北部和西部主要是山区，再往北面就到了沙漠，没有太多空间；东部和南部是平原，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国外城市的发展经历来看，北京要解决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出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北京自身而言，城市有病必须自己来医治。怎么靠自己来医治“城市病”呢？就是要通过改变城市的基础设施、交通体系、产业结构、人们的消费行为，调整城市系统性结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北京这几年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不仅在顶层设计上有很系统的思考，而且在公共设施的发展、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以及整个城市建设方式的发展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我刚参加工作时，北京只有王府井一个中心，后来慢慢发展，出现了CBD、金融街、中关村等分散的多个中心，现在正在走向郊区化。
 　　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方式值得我们研究：巴黎依靠中心城市发展，伦敦走的郊区化发展之路，因为伦敦当年的人口是巴黎的3倍多，所以伦敦当时出现一系列“城市病”，必须要走向郊区化。美国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其郊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的增长能力已经高于中心城区；90年代以后没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基本上是大都市圈和非大都市圈。如果我们简单地像当年伦敦和美国那样简单地将人口挤到郊区去，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是要解决城市的内部问题。
　　其次，城市群与郊区是解决“大城市病”的一个出路，它将有利于解决中心城市的问题。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先从农村到城镇，然后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到郊区，最后形成城市带，现在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近几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郊区化与城市群解决城市问题的方面走在京津冀前面，这给北京所在的环渤海区域留下了很大空间和机会，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大城市目前正处在产业调整阶段。产业调整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地把一些低端产业转到郊外去，一定要把相对有系统的产业移到郊区，包括增长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产业。
　　第二个条件就是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发展为现代大城市、巨型城市周边的郊区城市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如果以后北京的地铁能够修到河北的周边城市，这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个条件是现代互联网和新兴的信息技术已经使原来简单的工作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对于我们解决“大城市病”以及郊区化发生了非常深刻和积极的影响。比如我住在永清或者比永清更远的地方，也可以联络和对接全国范围的工作。
　　第四个条件是现在的金融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民间资本、基金、信托、股权、资产证券化等，为解决城市群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
鉴于以上四个条件，在新一轮发展中按城市带、城市群解决问题，京津冀有可能比长三角、珠三角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京津冀的地方政府规划得好，尤其是北京市政府能高瞻远瞩，京津冀弯道超车将会很有希望。
　　再其次，要想真正解决巨型城市的问题，必须是中心城区和郊区或者城市带、城市群形成充分的有机互动。这种互动是在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环境下的高层次互动，无论是信息、人才、资源还是各种资金必须实行互动，现在来看完全有条件形成互动。一个公司可以把总部或者信息比较重要、融资部分比较强的设在北京，其他很多业务完全可以设在郊区。从产业链上来讲，有一个微笑曲线，甚至可以让一半在中心城区，一半在郊区。
　　如果让这三个方面做好了，城市会得到发展，郊区也会得到发展，这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社会。

    对话互动

　　提问1：我是北京世纪京能投资有限公司的钱世东，请龙永图部长谈谈中国巨型城市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挑战？
　　龙永图：巨型城市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有先例。日本的老龄化问题特别严重，但这些年来日本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在我国，一方面老龄化不会像日本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发展城市群，建立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出路。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就是确保老龄人口的生活、健康服务以及离开人世后的一系列服务。现在我们单纯依靠家庭来解决养老问题很困难，要靠社会来解决，对此，我们需要确立一个强大的服务产业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比如地产开发加上恰当的服务就能形成好的服务型的养老产业。

    提问2：我是北京大岳咨询公司的金永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对拍脑袋决策和拍胸脯蛮干追究责任。请问在制度层面未来会怎么解决呢？
　　龙永图：如果我国对干部的评价体系还是按照GDP论英雄，那么为了增加GDP，无论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招商引资，我们的干部仍然还会敢拍胸脯。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对干部业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这非常重要。当然光解决制度问题，干部本身魅着良心干，不负责任，那也不行。所以，要从制度方面与干部自身的素质和责任感提升等多方面解决问题。

    提问3：我是城市化委员会的蔡义鸿，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邵总，您谈到在未来的十几年，北京周边会出现若干个魅力小镇，您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提给鲍总，您谈到京津冀区域与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相比，在新一轮竞争中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京津冀有怎样的优势？
　　邵念强：北京周边的中小城镇要应对北京的挑战，最大的优势资源就是生态环境。有了蓝天碧水，有了优美的环境，再加上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经济特征等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就可以吸引北京的人流、信息流、资金流，进而对接北京，实现发展。换句话说，北京要想解决巨型城市病，也必须依托周边的城市，缓解自身不堪重负的压力。
　　鲍筱斌：总体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比京津冀发展得好，但是在未来京津冀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一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不过其发展是基于经济产业结构尚未调整，很多产业还处在中低端，需要升级调整。而京津冀的现状是，北京这一中心城市仅仅为自己创造了大量财富，周边城市的经济条件很差，区域经济要实现发展之时，而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预示着京津冀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有可能在一个新的高度进行规划和发展。二是现在的金融创新和投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往的城镇化进程中，无论是参与的公司、机构或者参与资金的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层次不是很高，但这几年，有大量的金融手段来支持城镇化的建设，服务于北京周边的城市，而且大家的热情很高。三是北京的国际资源和人力资源更丰富，京津冀区域就有可能整合到更好的资源。我相信，拥有这些后发优势，在总结别人经验的基础上，京津冀能够走得更好。

    提问4：我是国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郝振河，李司长的讲话里有一个观点很新颖，就是说大城市的优势资源外溢，这还是第一次听到。目前据我知道，北京南城的大红门服装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准备迁到河北永清，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李兵弟：我说的优势资源是一种相对于周边的比较优势资源，并不是说中心城市的最优势资源都外溢出去，比如北京本身就是政治中心，这一优势资源就很难外溢。像北京的大型批发市场对交通的影响太大，如果这些业态外迁，可以缓解北京交通的压力，同时对周边地区有很好的发展带动作用，对于永清来讲，这可以说是一种优势资源。除此以外，我觉得北京需要向外溢的优势资源包括一部分制造业，还有教育、科研等优势资源。同时，可以设定一些特殊政策的优先准入区域，搞一些联合的产业区，让周边区域共同享有优势资源。
　　只有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外溢，周边的发展机遇才能够增强，进而实现区域共同带动与发展。所以，我主张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不是更多地去强化城市群的作用，而应当强化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这样才能让资源外溢。如果单纯地强化城市群的形态，很有可能让要素又往中心城市集聚，又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问题。

    提问5：我是来自浙江瑞安市的李其铁，请问一下李司长，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好多的建制镇，人口超过了几十万人，产值上百亿元。这些建制镇其实是“小马拉大车”，下一步住建部有没有相关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李兵弟：我先声明一下，这个问题不是由住建部牵头解决的。但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这项工作其实已经纳入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即进一步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在的工作是由民政部牵头，大概有十几个部委参与，我们叫经济强镇扩权试点，赋予强镇四权，即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和保障用地权。方向比较明确，就是应当进一步提高镇一级的行政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权。
　　我觉得有两个出路，一是像浙江目前的做法，把县级的管理权限落到镇上，让镇更快地发展。二是尝试设镇级市，就是对强镇本身设市，不一定非得按照行政建制设市。它无非就是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一种模式，能够给镇更多的自主权。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中心城市的发展理论，支持大城市发展走了30多年，现在到了调整思路的时候了。我比较主张多设市，少设区，给更多的自主权，让各个地区都得以发展。

    提问6：我来自温州苍南县矾山镇的李中居，矾山镇是一个小城镇，明矾的储量很大，占全国的80%，占世界的60%，所以有“世界矾都”之称。当时矾矿的开采曾经为温州市财政作出过巨大贡献，不过，现在严重走下坡路，产业很不景气。我们想利用废弃的矾矿和土壤的生产工艺走旅游之路，我想请问龙部长，这条路是否可行？单一的旅游会不会像美国的底特律一样遇到严重的风险？
　　龙永图：矾山镇这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认为走旅游之路还是有可能的。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附近有一个镇，以前是一个盛产锡的大锡矿，后来锡被挖完了，因为是露天开采，锡矿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湖的周边被生态恢复后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旅游区。不仅老的矿区变成了旅游景点，周边还建了很多高级饭店、国际会议中心，国际首脑会议曾在此举行。你们可以派人到这些地方考察一下，也许你们的镇经过改造后也可以打造出一个国际旅游和会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