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民意，其中提出，禁止在步行梯、电梯、通道、车厢内饮食，违反者处以警告或罚款。5月，北京市法制办在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稿中，将该条删去，理由是“并不是威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直接因素”，“更适宜作为引导、提倡的行为。”5月23日，多家媒体报道显示，草案中删除的“地铁禁食”又重新归来，再次被列入草案的审议意见报告。

　　目前，该草案已经提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地铁禁食存废尚未有定论，但民间关于禁食的讨论却持续高涨。据称，有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赞成“地铁禁食”，但没有更具体的分析显示八成人是在什么意义上投赞成票的——反感地铁饮食和同意地铁禁食入法不是一码事儿，希望饮食者注意素质和支持饮食者被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不是一码事儿。笼统的网络投票有时只表达情绪，并不对应条规。

　　地铁禁食是否该入法的问题，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讨论。一是道德诉求入法是否合适？二是如何界定公共场合私人行为的边界？三是明显操作困难的“表态性”规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地铁禁食入法似乎都无充分理由。

　　法律是底线、道德是高线，法律是消极救济、道德是价值范导。将道德要求入法的结果，要么是无形中提高了惩罚的标准、扩大了惩罚的对象，要么是因为与现实情况相脱离而导致执法困难。“地铁禁食”入法虽在争论，但执法难的场景却不难想象：婴幼儿在地铁上饮食如何处置？“嚼口香糖、吃块饼干也要处罚”？罚款跨度之大，尺度应该以何为标准？

　　另外，如何保障那些同为乘客的饮食者的私人权利？这句话也可以换个问法，如果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一个市民不能在公共场所吃东西么？除了广受网友吐槽的“韭菜馅饼”、“葱肉包子”等，很多在地铁上吃饭的上班族都谈不上影响地铁安全、影响其他乘客，在法律上，他们的个人权利应该和公共秩序获得同样的保护。

　　这些可以预想的问题，恰恰表明了“地铁禁食”入法三个层面的讨论是连带相关的。有道德入法，才会有惩罚对象的扩大化；一旦惩罚对象扩大化，部分人的个人权利就会被以公共秩序的名义挤压；因为扩大不合情、挤压不合理，具体操作上才会出现执法难、标准不一和新闻中所说的“难较真”情况。而这种“难”，又会反过来使法规异化为一种表态。

　　长期法治不彰的情况，反而使我们的社会对“法”有无限的冀望。人们会下意识觉得，一旦什么事情进入了立法层面，写入了法条，就有了最终解决渠道。这当然是法治社会带来的启蒙，但成功的公共治理，恰恰是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具体到地铁禁食，也有很多人给出建议，比如拍摄公益广告、微博曝光不文明饮食行为等等。用这些来引导文明行为，当然会很慢，但相比起禁食入法则更合理，至少不会带来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