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京集中清退的行业是锻铸造、家具、建材等。其中，锻铸造企业有282家，规模以上家具企业有83家。由于治霾的压力，河北很多地方并不愿意接收这些污染项目，经过双方协商，这些企业将集中迁往冀中南地区。其中，锻铸造企业将集中迁往邯郸市成安县、鸡泽县，家具企业将集中迁往石家庄行唐县。（5月4日《长江商报》）
　　
　　随着环保成为约束性指标，许多城市治污进度明显提速，污染企业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和速度大规模搬迁出城。近期除了北京，河北省已经下达了钢铁、石化、化工、水泥、平板玻璃等123家位于城市主城区的重污染企业搬迁命令，山东济南等地也对石化、钢铁、火电等重污染企业列出了苛刻的搬迁时间表。
　　
　　不管是钢铁、化工还是水泥、玻璃等企业，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它们，不能将这些企业一关了之。但问题是，污染企业如此大规模出城、上山下乡，城市污染固然少了，但谁又能保证污染不会随企业迁移，并因此引发新的问题和矛盾？
　　
　　以石家庄为例。几年前，石家庄已经对区内的百余家污染工业企业启动了外迁计划，这些外迁企业分别落户于元氏、高邑、赞皇等县的6个工业园区。但据报道，自从元氏县化工园区建成后，元氏县10余个村庄的数万村民饮用水已经受到污染。由于严重的水污染，有的农村更是数千亩农田基本绝产。（2013年10月29日《中国企业报》）
　　
　　虽然各地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升级改造和排放指标都有要求，但企业搬迁并非易事，除了建新厂、转移设备、新旧人员安置等，还要对迁出地进行土地修复，这都需要巨额资金，在政府无法提供大量搬迁补助、许多企业连最起码的生产资金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要让其投入大量金钱对企业进行环保改造，何谈容易。再加上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较弱；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官员为求任内政绩，引进企业更多考虑的是利税和GDP，企业污染难以有效规范。更何况，当下这种大规模的污染企业搬迁，多少带有“保大舍小”的行政性况味，因此带来的污染转移，小地方似乎也躲无可躲。
　　
　　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经历了发达国家的重污染行业，相继落户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向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的过程。近年来，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高污染企业又纷纷到西部地区落户。尽管有关职能部门一再表示，中西部承接产业不能转移污染和落后，但从现实来看，这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调查显示，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和青海两个省GDP的总和。
　　
　　某些企业污染经济发达地区，就把它转移到边远落后地区；某些企业污染城市，就把它搬迁到乡镇或者山区，这样的恶性循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近年雾霾锁国，污染已经成为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果污染产业迁移到周边地区，看似本地污染少了，但是它们在周边产生的污染物，仍然会倒灌回本地。而且，当下由于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因企业污染引发的环保纠纷不断上升，如果不引起重视，放任环境污染继续蔓延和加剧，此问题将会超出环境和社会的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