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职称：国土资源部土地经济研究员、国际注册商业房地产投资师
经历：1981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系
1981—1990年，任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业务科长、工程师
1990—1995年，任广西北海市科委副主任、市长助理、开发区主任、开发区总经理
1995—1999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关村科学城改造建设办公室咨询中心主任（兼职教员）
1999—2002年，任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产业规划处处长
2002—2004年，任北京市海开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4年3月至今，先后担任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北京澳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春晖联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注册商业房地产投资师（CCIM）中国区主
席、中关村不动产商会会长、中关村协会联席会执行主席等职务。

推进城市化必须正视环境问题

历史的脚步跨入新世纪后，我国也进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必然会带来生态灾难，并最终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杨建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直言，“目前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所面对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依据我的个人经历，我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主要出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水资源环境问题。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水资源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工业时代至今，城市化的进程也伴随着水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废弃，同时伴随着水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水的稀缺性和水问题并未显现。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从开始的17%，上升到今天30%以上。由于在城市发展和大规模建设初期没有足够重视水资源匮乏的严重后果，导致今天伴随城市化建设发生了“水灾害加剧、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等城市化疾病。 

同时，由于城市的迅速膨胀，人口比例增长超出水资源供应的速度，许多城市在原本缺水的情况下无节制发展、掠夺式开发、污染性使用，使原本就紧缺的淡水资源继续丧失其仅存的使用价值。杨建平充满忧虑地说：“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67%的城市缺水，有20%的城市严重缺水。如果不讲科学的延续开采，别说我们的后代没水喝，就连我们这一代的晚年也会饱受干枯之苦。”

其次，是空气质量问题。根据相关部门报道，我国每年因城市空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是17.8万和11.2万人，因城市大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35万人、急诊病例680万人。20年前曾从事气象工作的杨建平专门向记者提到了近几年来新出现的一个气象学名词—阴霾。他说，“阴霾”是一种由于非水尘雾形成的视程障碍现象，是由于近年来城市发展中不断扩大的工业生产向大气中不断排放工业粉尘，再加上城市生活排放二氧化碳和汽车排放的燃气粉尘，使大气中细小的污染物颗粒在上空聚集，遇到城市高空天气晴好，风力较小的情况下，在城市接近地面的大气层形成一层厚厚的、几乎静止的颗粒云层。它造成的结果是空气质量差、能见度低、气压低，使人感觉胸闷，呼吸不畅，也是心脑血管病发作的主要环境成因。在我国江浙、四川、山东、天津、北京等工业密集城区经常出现，特别是在工业开发区集中的地区。

杨建平说：“在这些事实面前不能不提醒我们自己——城市建造者和工业生产者，每当我们硬化一片绿地和生产一批产品时，你给城市带来的是什么？作为我们这些不动产开发商更应该为国家的今后、子孙的今后想清楚。”

最后，是植被破坏问题。杨建平直言，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伴随着房地产无节制的开发，导致了植被和农田的破坏。城市建设用地的急剧增加，使农耕土地面积减少，虽然我国自1996年就实行占补平衡的土地开发政策，但是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内仍然以每年减少一千万亩农田的速度发展，至今为止我国耕地面积降至18亿亩，人均占用不到一亩半耕地。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又地少人多，如果城市化发展是以吞吃耕地为代价，那将是亡国之道。

正因为如此，杨建平说：“我们人类不应该在享受自然的同时毁灭自己，应该懂得和学会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稳步快速发展，又要保护好环境，坚持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之路。”

保护环境，呼唤创新

在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应该怎样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走上“绿色城市化”之路？杨建平说：“根据我的经验，没有捷径可言，只有创新，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同时大胆改变我们一些不尽合理科学的发展思路、行为模式和管理模式。”

杨建平表示，具体来讲，为了保护好环境，使我国城市化顺利进行，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主动改变生活方式。

杨建平说：“改变生活方式不但可以节约资源，而且还可以丰富资源，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能源和资源高消费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消费模式与我们国家已经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悖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要把创新发展观贯彻到生活消费领域，贯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既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他表示，改变生活方式主要包括这样两点：其一，改变“用水与节水”。首先是用新型生活方式改变水资源的利用。即“节用三水”，这里指的“三水”是地下水、雨水、中水。在每一个项目的规划设计中政府要强化雨水回用系统的设计和实施，这在技术上目前有多种选择，国外也有较先进的方法可借鉴。其二，改变“居住与行路”。对于空气污染，要因地区而研究污染源。多数城市是由于汽车流量的增加，带来的交通拥挤、道路繁杂，再加上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以及空调机和工业生产向城市散放的热气与二氧化碳气体等，造成城市热岛效应。在这里建议采取“以静制动”的生活方式，取代“开车多、排污多”的生活方式。”
　
2、改变生产方式。

改变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引导人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转变。在杨建平看来，与实现可持续消费模式直接关联的就是消费品的生产方式。概括的说，可持续消费品或行为与四大类生产资源要素和方式有关：土地开发与利用、交通形式与工具、水资源开采与利用、废弃物收集与处理。这四个要素具体到生产方式上就是土地的保护性开发与集约式使用、节能型汽车生产与健康生活、减少地下水开采与水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收集方式与实现转化效能。就土地开发而言，杨建平认为，应坚持科学开发的原则，也就是说确定城市化发展之前，应该对准备扩大的城市用地进行认真考察，也就是“生态规划优先原则”。不清楚祖辈给我们留下资源的真实情况就盲目动土，其结果不但不能得到应有的价值空间，还会亲手断送养育子孙将来的城池。

“生态优先”实际上也是一套组合拳，首先是科学的勘测规划，而后是合理的规划控制，再有是根据环境及地理的实施计划，还有节省与环保的生产方式等。开发土地项目就象雕刻一块上好的玉石，在下刀雕琢前一定要研究它生长的环境，了解它本质的纹理，琢磨它隐藏的特点。土地是有灵性的，也是有属性的，它承载的产品一定符合它本身的个性，它孵育的产品一定属于这快土地。

3、改变管理方式。

城市化发展也必然导致城市管理新模式，50年来我国城市管理的模式都是沿着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政府被动式管理，根据不断出现的城市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基本上是政府核心机构主导下的统一模式管理，而非民众参与。杨建平说：“今天的城市化也是城市多元化，就应该允许多种管理模式并行。”他认为，以开发区（如中关村）和以特殊资源城市（诸如“沿海旅游区”、“滨江风景区”、“特色文化区”等）为代表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和借鉴价值。最后，杨建平感慨道：“由于中国城市化摊大饼现象造成的城市病到处都是，我们再不能追求大而全的城市建设之路，再不能追求以城市人口比例、城市GDP贡献率为大城市权利象征的城市化，而应脚踏实地地去探求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自身需要的绿色城市化道路。

城市发展、定位应从实际出发

在我国迈上城市化的高速路后，一线城市的城市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如上海、北京、武汉等，其城市化率已超过75%，然而，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率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些二三线城市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成为了当前很多专家、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对于这个问题，杨建平表示，每个城市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地区的需要，这是其他城市和地区无法替代的，不要盲目的去和别人攀比、效仿。城市发展和个人成长是同一个道理，我们人类往往是自己的牺牲品，不是因为过高的估计自身的价值，就是对自己一无所知，在机遇和诱惑面前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水平，去攀比和索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所以说，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一些小城市的发展最难的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

在杨建平看来，战后日本在重建方面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败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为了让日本尽快从废墟上重新站起，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全国大力推行“一镇一品”运动，也即让百姓充分地寻找自己的地区或城镇优势，能够拿出与别人不同的、代表这个城镇特点的、集合这个城镇生产力的独特产品，以赢得利润、赢得社会、赢得自信。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国家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从经济基础和人民生活各个层面都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二三线城市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一定要避免由于盲目的攀比和模仿，将本来良好的基础牺牲，而应认真分析自身存在的特殊价值，如：资源、产业、人力、产品、环境、旅游等，同时在城市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大胆创新，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城市化道路。

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推进城市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人都在担忧各种“城市病”的发生，杨建平也不例外，然而，作为一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爱情怀的企业家，他还把目光投向了为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但没有充分享受到城市化果实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有数据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500万人口将进入城市。按照这样的速度，在未来30年，我国将有近5亿农民涌入城市。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好这一庞大人群的利益，让他们共享城市化的果实，必然会影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正因为如此，杨建平直言，维护好农民工利益，让他们共享城市化成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城市化不仅仅指农民进城，它还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它其实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

杨建平说，要想解决农民工这一问题，必须追本溯源。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建国初期我国9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所以，我国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从农耕文明上起步的。反观资本主义国家或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他们是国内的中产阶级利用战争掠夺他国财富和土地，并推进工业化形成的，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的城市化水平有一定基础，而且相互之间产业连接较为坚固。我们国家则不同，计划体制下城市人与农村人有着特殊的区别，城里人靠有组织的经营和生产，得到生活必需品和定额粮食；农村人靠自有的土地生产，并自给自足，用富余粮食换取城里生产的生活工业品。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稳定，大量的农村人开始涌向城市。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相对平衡，农民的开放是村办企业；城市的开放是市场经济；但是方向却向着一个点在聚集——中国特色城市化——城镇化。随着土地市场化的演变，城市郊区，以及边缘农村的土地迅速地流转成建设用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得到一次性补偿后，游离在城乡之间。这种由于某一个产业而兴起的城市化，缺乏经济的积累、缺乏生活的基础、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到今天，出现了新的问题。众所周知，城市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所以，要想真正维护好进城农民的利益，让他们共享中国城市化的结果，最为根本、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进城农民真正市民化，彻底打破城乡两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让他们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