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节这一传统佳节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发生在职场上的就业人口流动主要以农历新年为重大节点。每年的春节过后，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群选择重新择业，这其中也包括一定比例的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流动的人群。而随着近几年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的迅速上涨，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这样一个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话语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厢刚刚热议“逃离北上广”，那厢又开始讨论“逃回北上广”，意指年轻人不适应二三线城市重新回到一线城市。

    故而，最近几年，每逢春节趋远，“逃回北上广”的话题都会被不断提出，并引起不少年轻白领们的共鸣。事实上，严格来说，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足够充分的调查研究来论证“逃回北上广”的概念是否精确，以排除这一概念是被大众媒体单方面所“炮制”；但是，从不断涌现的舆论共鸣来看，“逃回北上广”也许并非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

　　在讨论“逃回北上广”前，当然要先搞清楚“逃离北上广”的背景和动因。按照较为流行的观点，要而言之，“逃离北上广”主要是在2010年前后房价疯狂上涨，交通骤然变挤，空气迅速变差以及工作压力普遍上涨带来的部分一线城市中低产者出现外流。在一线城市竞争加剧，生活水准下行，以及二三四线城市发展势头上扬的情形下，不少在北上广打拼了一段时间的人选择了返回故乡所在的中小城市。

　　不过，年轻人此前“逃离北上广”时所设想的“美好生活”却并没有如期实现。“幸福并非就在彼岸”。甚至，相对于北上广的高生活成本和拥挤的交通等缺点，二三线城市的权力运行方式更加粗暴，人情关系网胜于工作能力等劣势在这一部分年轻人眼中显得更加不容接受。可以说，在一线城市也许竞争压力更大，自己更显得渺小，但反之机会也越多，成功可能性也越大；而在二三线城市，关系网密布的情形下，“拼爹”成为多数人的杀手锏。于是乎，“逃回北上广”这一说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问题的根源都不应该细究一线城市或者二三线城市本身。具体到个人，逃离也好逃回也罢，当然有其复杂的个人因素考量，但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切入，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资源分配上的公平与否。实际上，就业群体无论年龄，必然都是市场导向型的。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权力本身就存在不平等，我们不能否认一线城市更有活力、更为规范也更具规模，但其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却并不能忽略一线城市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而拥有的更大的政策资源优势。所以，优质劳动力聚集北上广本身也与政策资源更丰富相关。

　　另一方面，回到二三线城市，个体竞争更强调关系人脉，体现出的是微观上的“资源决定论”。所以，对于大部分年轻劳动力而言，在二三线城市拼的是个人所在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一线城市，这些人则是在一个城市竞争不平等格局下进行的相对公平的竞争。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选择更大的发展空间自然无可厚非。但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则必须指出发生在城市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双重不平等。

　　因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逃回北上广”，除了不能忽略“逃离北上广”，并将二者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来看待之外，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北上广与其他地方似乎已经天然地成为两个世界之时，反思的视角既要注重传统人情关系在就业市场中的负面影响，也要注意到存在于城市和城市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年轻人无论是逃离北上广回家乡城市做“死咸鱼”，还是逃回北上广做“沙丁鱼”，个体都在既有的不公平的资源分配格局下被安置，这一代年轻人的活力和青春都在“逃离”和“逃回”的经历中被渐次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