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召开的各地人大会议上，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要“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上海市政府也提出，要通过采取综合措施，“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北京、上海作为全国特大型城市的代表，最先并且最大程度地遭遇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大城市本身发展前景疑云重重，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大规模人口全面发展所必经的城市化路径，有可能因为示范不当而整体呈现方向性偏差。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口，主要体现在尽管存在日益高企的落户门槛，但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极为迅猛地由邻近中小城市迅速转向大城市与特大型城市。其结果，喜的方面是，曾经长期人为制造身份割裂的城乡户籍分立制度，起码在全国多数地区基本已不再构成挑战性的课题；而忧的方面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病”乃至“拉美陷阱”的潜在可能性，迫使相关城市政府人口管理首鼠两端。

　　以户籍为基础的行政管控手段，很难扭转“大城市病”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向：

　　其一，倘就人口总量维度来看，大城市独具的集聚效应、乘数效应使其得以几何式增殖就业岗位（譬如中国的三大都市圈，以不足全国5%的土地面积，创造了40%以上GDP产出），由此再加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公共服务极化现象，因此人口加速向大城市单向度流动，不仅合乎个体理性，而且也是劳动力与资本优化配置规律使然。

　　其二，倘就人口结构维度来看，当下大城市的人口管控无不暗含“迎优驱劣”政策意图，但问题是，歧视性的户籍壁垒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分层模式的情况下，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户籍壁垒对于竞争性不强的低端就业岗位，影响相对较小，真正受到干扰的，反而集中在需要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高收入行业。例证如：种种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城市中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外来人口，其工资水平反而越快地趋近本地居民。

　　在迁徙自由不可能再被逆转的今天，人口流动终究归根结底由个体经济理性所决定，因此，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因为大量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小城市就业机会不足，且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当然，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靠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还要依靠中央主导下的地方均衡发展战略有效引导，以及大城市地方政府以开放的心态，通过更大力度的“引进来”、“放出去”，更好地发挥龙头带动及辐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