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14年春运形势和工作安排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管局、交通运输部、国家安监总局、国家铁路局、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7个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据预测,今年春运客运量将达到36.23亿人次,比上年增加2亿人次,其中全国道路客运量将超过32亿人次,铁路客运量为2.58亿人次,水路客运量为4300万人次,民航客运量为4200万人次。屡创新高的春运数据背后,透射出怎样的经济现象?变化的客流又意味着什么?
同向而行:与经济一起增长
翻看历年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春运期间客流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简单来说,是客流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增加。
我国的春运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1954年,铁道部春节运输记录显示,春节前后15天,日均客流为73万人次,高峰客流90万人次。这个数据此后不断增加。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放开,春运客流更是急剧上升,单纯依靠铁路部门已不能跟上春运的节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也都加入春运。1983年,按照中央部署,春运成为“全国性、大交通春运”,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协助铁路,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
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升,春运客流量也呈现井喷式发展。以最近10年为例,2003年,我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7万亿元人民币,当年春运客流为18.37亿人次;到2013年,仅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达38.67万亿元人民币,当年春运客流则达到34亿人次,同向变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种趋势也符合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经济学家计算,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中期阶段中,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此消彼长:运输方式折射社会变迁
不同运输方式在春运客流中扮演的角色,也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某种意义上讲,春运期间铁路客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版图最真切的写照。虽然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铁路每年春运所占比重并不大,今年预计铁路客流为2.58亿人次。铁路客流相当一部分是中长距离旅客,节前节后的热点地区也十分集中,根据其流向变化就可粗略界定出中国经济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铁路就有“节前春运看广东”的说法,那个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人员南下广东寻求发展机遇,春节期间自然而然就形成回乡高峰。之后,珠三角、长三角乃至京津冀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到今天为止,铁路春运的节前热点,基本上也集中在这三个地区。而节后的铁路春运客流,更多地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省区市,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就成了重点。
在春运客流中占比最大的是公路客流,近年来基本保持在90%以上。这一现状,是我国农民工就近务工、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稳步推进的结果,是中短途客运需求旺盛的反映,更是我国公路里程近10年来快速增长的直接体现。到2012年底,国家级干线公路通车里程17.3万公里。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也是重要因素,以居民家用汽车为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由2002年底的0.9辆,增加到2011年底的18.6辆。而春运道路旅客运输量则由2002年的近16亿人次,增长至2012年的28.47亿人次。民航春运客流方面,从2004年突破1000万人次,到今年预计运送旅客4200万人次,10年时间增长3倍多,折射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
“长短结合”:综合破解春运难题
逐年攀升的客流,既是我国经济向好、活力持续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摆在政府和民众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何有效化解客流压力,从根本上化解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既需要认清春运难在何处,也要采取短期措施和中长期措施相结合的办法。
春运的难,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民众传统习俗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现阶段,东部沿海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异地就业,加上春节回家的传统,导致出现动辄上亿人口流动的现状。缓解春运压力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合理布局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就近就业,进一步推动城镇化以及保障进城人员的合法权益。从长期来看,必须认识到春运问题是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春运难”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城镇化,则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因此,只有加快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春运难”的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新型城镇化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因此,各部门综合联动做好春运组织工作,仍是一项不可放松的工作。春运组织者需要充分优化各种运输方式,调动社会可用运能,引导旅客错峰出行,搞好车流疏导组织,做好应急备灾工作和重要物资的运输统筹,不断加强与旅客的沟通,让更多的人安心回家,及时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