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的巨大挑战。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在持续的超低生育率趋势的推动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甚至空巢老龄化、无后老龄化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正在积蓄改变中国走向的巨大能量，而且弊端大于利好，挑战大于机遇。老有所养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回顾近年两会调查，2012年，“社会保障”以256634票位居首位，2011年，“社会保障”以71090票位居首位；2010年，“养老保险”以104304票排首位；2009年，“社会保险”位居第八位；2008年“社保养老”也进入两会调查前十。历年调查来看，有关“社会保障”的选项已四度位居榜首，说明有关养老社保的话题倍受关注。但农村老年保障问题在2014年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我国老龄问题的重心和难点在农村。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200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9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9.8%；2009年底，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11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此外，还有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人。预计到2045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22%。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较低，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

    农村老龄化的“养老—照料”的双重危机已经爆发。人口流动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赡养责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应对难度。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儿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6年的1.86扩大到2010年的3.23，农村人口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需要提前从战略上应对。人口结构具有强大的惯性，将长时期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应对老龄化必须留出提前量，在战略上未雨绸缪。

    首先，要巩固传统家庭养老制度。提高0.5-1个幅度的政策性总和生育率，以生育率的适度回升重建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加强家庭养老功能。

    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密不可分，尽快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是负责的也是有远见的。国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抚慰，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但生育的独子化、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动都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功能的严重弱化。很多农村计生家庭的父母将面临老难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多重挑战。

    放开生育管制、鼓励两胎生育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以及中国已经多年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两个事实，中国的人口新政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恐怕不仅仅是要尽快普遍允许二胎，而且需要探索引进生育的社会成本部分替代生育的家庭成本的概念和机制，降低农村家庭内部的生养孩子的压力，鼓励二胎生育，提振平均的生育水平，遏制少子化和人口亏损的态势，恢复生育的自然生态和人口生产的活力，提高农村家庭自我养老的保障能力，缓解2030年以后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际的养老大危机。双子生育主导下的“适度老龄化”将通过提升和保障年轻人口的养老支持力，从源头上遏制老龄化危机的深化。

    其次，要对接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养老公平与效益的双赢。构建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有效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切入点。

    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保障和改善老年农民生活的需要，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需要，已经成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强于农村，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农民的“福利养老责任”，对接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和落实农村老年福利制度，长期给予农民养老福利的补贴。

    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低收入老人的高龄津贴制度，困难老人的养老补贴制度，失独老人的社会（机构）养老制度，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补贴制度，而且要注意制度的衔接使之体系化，避免碎片化、重叠化和低效化。民政部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年都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被概括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到“十二五”期末，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越来越迫切。社区为老服务的覆盖率在城市要达到100%，在农村要达到50%，任务艰巨。为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投入，同时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