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国家规定，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超过25年。而在山东省滨州市，一座收费逾27年的黄河大桥，仍将再多收4年，整个收费年限将达31年。“超龄”收费站，为何难管？（见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

　　“超龄”收费站，不合法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方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5年。至今，黄河大桥违法多收费2年，居然没人监管。另一方面黄河大桥自收费伊始，就对公车“另眼相待”，一律免费放行。如此保护特权车，也是目无法纪的表现，时间长达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没人管。同时，对居住在大桥两岸的居民每天收往返过桥费20元，无论是这些居民上下班，还是走亲访友等都要收费，增加了这些居民经济负担，使黄河大桥这种“民心工程”蜕化成“伤民工程”，被司机们调侃称“没不骂的”，居然仍然没人管。

　　从短期来看，“超龄”收费站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对公车免费助长了腐败歪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从长远来看，“超龄”收费站成了一道关卡，阻碍了大桥两岸的经济与社会交流，造成了南北两岸的经济“断层”。虽然“超龄”收费站危害多多，但其还要违法再收费4年，其根源在于权力自肥。如果这与过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有异样，便是当今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其背后折射出地方官员的权力过大，控制着大量的资源配置权，致使社会公平与正义丧失殆尽。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又难以统一起来，导致这种特权思想在这个社会上蔓延、裸奔。不仅所有“超龄”收费站都如此，而且有的还把路桥收费与年检挂钩，为所欲为。如在东莞市，车辆年检必须交纳路桥费，一交就是一年，不管车辆走不走收费公路，都不例外。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年检时，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可见，东莞不买“年票”不年审，其权力自肥达到了何种嚣张的程度。

　　其实，公共道路是公共产品，让公路姓“公”，成为“顺心路”，才能成为政府与群众的“连心路”。而今，“超龄”收费站既不合法，也不合人情，理应立即叫停。否则，践踏的不仅是群众的合法权益，还有路桥公司的形象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超龄”收费站有恃无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保护主义抬头。这种为了地方利益而不顾公共责任和公众权益，甚至挑战法律威严的做法，实则是损众利己的心态，结果是人心相背，党群、干群关系恶化。这必然倒逼公路收费“问责风暴”的刮起，把权力关进笼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如果对官员监管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就难保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从严治党，从严治官，便无从谈起，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也会日渐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