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小孩,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很多人一听到我有三个小孩,就说我超生了。我告诉他们,虽然我超生了,但我生这三个小孩,是为全世界人民做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理由是:第一,我的大女儿在国内高中、大学毕业后,就送到英国去继续深造;二女儿高中毕业后送到加拿大去留学,如今我又把小儿子送到美国读大学。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推算,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大陆留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大约44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国留学生可以养活一个美国家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已经在为全世界人民做贡献了。说我超生,但我认为,如果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就不是超生,我是在为人类做贡献。
另外,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上将在谈到“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时说道:“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很认同他的这个观点,所以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一直不遗余力。
1995年我来到北京,1997年我把儿子带到了北京。我的老家在南方一个穷苦的农村,从农村到北京,巨大的差异让我的思维豁然开朗。再了解北京的学校,发现北京的学校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全国顶尖的,我想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让儿子到北京来上学。经过一番考察,我选择了北京景山学校,不仅是因为这个学校名气很大,邓小平曾经为这个学校题字,很多领导的孩子和孙子也都出自该校,而且该校在教育方面特别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综合考虑后,我也想让我的小孩到这个学校学习。在当时,作为一个农村人谁敢去想?我就敢去想,而且我当时是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同时背负着40万元的外债。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4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4000万元了。为了让儿子进景山学校,我在北京整整运作了一年之久,直到8月31日还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尽管看着人家的小孩都开学了,但我坚信我会成功。终于在8月31日晚上,当时的景山学校小学部主任给我来电说:“我终于把你儿子上学的事情办成了,校长答应了,虽然9月1日开学,但你儿子晚两天来没关系。”我当时听了高兴极了,马上接着问赞助费要多少,他表示赞助费已经压到最低:10万元。听到这,我的内心顿时五味杂陈,心想那可是在1997年,我的预算是1—2万元,最多5万元。对方看我在电话中沉默了好久没出声,就表示:在我们景山愿意拿一两百万元砸钱进校门的人很多,但我们校长是被你的诚意所打动,你的勇敢和你对孩子的心才是无价之宝,我的能力已经将付费做到最低了。听到这儿,我马上说:“主任,你不用讲了,我 知道了,我肯定会接受的,非常感谢你。”挂了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我老婆,商量怎么争取到这10万块钱。
次日,我坐飞机飞回老家,拿着老家房子的房产证,找到农村信用社的行长去贷款,一共贷了15万元。另外,尽管当时很缺钱,但按照老家习俗,孩子上小学是大事需要摆宴请客。当时,由于时间紧迫,就草草地办了几桌,当大家听说儿子要到北京上学也都格外羡慕,但中间的苦只有我和老婆自己知道。
那年的9月3日,我拿着15万元现金,带着儿子飞到了北京。记得那天是礼拜天,一下飞机,我就带着儿子去吃中午饭。由于南北方的饮食差异,长期生活在海边的我们喜欢吃海鲜,来到北京后,儿子在饮食上非常不习惯,甚至有点讨厌北京。感受到儿子心里上的差异,我想,如果孩子不愿意呆在这里,那该怎么办?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电视里经常播放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广告(这在当时农村是没有的),我马上告诉了儿子并答应带他去吃。果然,儿子兴高采烈地应允了,这才解决了儿子在北京的第一餐。当天下午,我带着儿子到学校交钱,当我把10万元现金交给收钱的出纳时,我发现她连眼睛都不眨,根本不把这当钱。说实话,对我而言,当时拿出的10万元钱,就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都不止,但她们的言行却让我觉得这些钱根本不算什么……
从学校出来后,我问儿子:“你觉得这个学校怎么样啊?你愿意不愿意在这读书?”儿子却负气地说:“钱都已经交了,你还问我读不读?”是的,刚才的那一幕,他也是看在眼里的。尽管他不愿意,也必须接受现实,但我想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今日的苦心。后来,我带他在北京城里玩了两天,等他慢慢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就把他送到了北京景山学校。学校很大也很气派,按照学校的规定,家长不准进校,只能在门口等,正在我发愁时,儿子很懂事地说:“爸,你放心,我自己进去。”说完,就一个人跑进了校门,看着儿子瘦小的身躯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心里无比地骄傲和激动。就这样,儿子终于进入了北京的名校。
我当时之所以要把小孩送到北京上学,一个理念就是,我要让他感受大城市的生活,让他从小知道大城市是什么概念,所以,当时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费了这么大劲把他带到北京。可是,我一个人在北京,老婆还在老家,我还要做生意,没办法带他。想了很长时间,我就盯上了我儿子的班主任,当年老师大概四十几岁,北京人,就住在景山学校旁边的美术馆附近。为了达到目的,我天天盯着她,跟着她,到她家里去。我告诉她,我一个人来到北京,小孩确实没有人带,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个老师照顾下,我可以付其额外的生活费。她说,她也没有合适的人。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不敢开口让她帮我带小孩。不过,后来真是没办法了,我就到她家里,对她说:“老师,我要出差,你能不能临时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就一个星期,我付点生活费。”她说:“这个问题很麻烦,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小孩在我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怎么办?我们可是要负责任的。”我说:“这样吧,我真是万不得已,要不两三天也可以。”这样她也就不好推脱了,三天后我如约回到北京把孩子带回了宾馆。又过了一个月,我又去跟她商量,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把小孩长期放在你这里,我可以付给你生活费一个月两千块钱。”在当时,每月二千块是个不小的数目,但老师听后,马上就说:“对不起,我从来不需要这个。第一,我们家里不同意;其次,我也没有这个义务,我不需要这个钱。”
后来,经过软磨硬泡,我终于打动了她,让她收留了我儿子。后来,这个老师帮我照看儿子一直到小学毕业。这六年的时间,我儿子就像脱胎换骨一样,整个变成了北京人了,说话口音完全是北京腔。我带他外出时,人家都认为这是地道的北京小孩,哪是你儿子,因为我跟他的口音完全不一样。
就这样,儿子在北京景山学校一直读到了初中毕业,在高中的时候,我把儿子送到了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后,我又把他送到了美国去读大学。我对儿子说,从小学到初中,你都比别人轻松,因为我从来没给你提出任何要求,考多少分都没关系。小时候,我把你带到首都,让你认识大城市,现在,我把你送到美国,要让你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你现在已成年,应该为自己好好学习,一定要学点本事回来,为我们国家做点贡献,否则,你不是对不起老爸,而是对不起你自己。这就是我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