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顾问——袁崇法

　　人物简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规划总监，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委会专家顾问。

　　研究领域：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改革的调研和政策咨询工作；中国中小城镇发展与“三农”的关系，城乡统筹实现路径及城镇化领域范围内课题研究工作。

　　主要成就：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持多项重大课题研究，指导制定多项城镇经济社会或专项发展规划。主持及参与了广西东兴边境开发开放试验区战略发展规划、广西钦州中国马来西亚产业园区产业规划、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云南大理州城镇上山战略规划、云南玉溪市三湖四片地区生态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广西罗城和四川江油产业规划等。

　　问题1：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1%，在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怎样认识“城镇化质量”的本质？

　　袁崇法：提及城市化质量，以往我们尤其注重数据的变化，但城市化质量是否一定要看重数据比例的变化，其实与我们理解城市化内涵时所持的理念息息相关。所谓城市化，体现的应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全部人口和经济活动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变过程。如果将城市化的概念分解为若干个领域，那么首先应是就业——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分工体系的建立。其次是生活方式——全民的消费方式都向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消费方式看齐，甚至一致，城乡间的生活、消费方式不会产生割裂，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农村年轻人的行为就很容易理解。所谓城市生活方式，就是人们更多地是依赖于他人的服务、并在分工体系中生存的，而并非像以往农村一样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典型的农村经济，生活资料、日常所需甚至住房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样的农村现在已越来越少，因为农村同样需要大量服务，服务下沉后带来的结果是，虽然生活在农村的人依然被称之为“农民”，却又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概念，他们已经是城市化了的农民。从以上两点来看，衡量城市化，一是要看就业体系是否建立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全社会分工体系之下，二是要看消费方式是不是向城市看齐。这两者都是历史的趋势，不是政府推动或阻挡得了的，而是市场驱动和社会进步的结果。

　　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两种产品。一是公共服务，为适应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需要很多社会服务，这需要政府以公共服务的形态进行城乡统一布局，从而使商业服务更多、更好地向农村普及。在服务中同样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另一种则完全是商业化行为，人集聚到哪儿，商业就会去哪儿，并为人们提供大量的服务。二是体制的建立，体制涉及最多的是福利分配，如医疗、教育等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实就是政府公共福利的分配。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的城市化可以细分为就业、生活领域、公共服务和体制四个领域。对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评价也应从这四点出发。

　　问题2：具体到城市化质量评估而言，您认为在指标的设定上，应注意哪些问题？

　　袁崇法：对于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而言，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这样的评价体系要做给谁看，因为受众是十分关键的，它涉及到我们代表的是谁。再具体到城市化质量评估指标问题上，人口的市民化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但同时人口市民化又是阶段性的，因为当城市化率达到70%—80%甚至向100%迈进时，大部分人都会居住在城市空间，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都已基本相同，就业已经以城市分工体系为中心，这时再计算人口市民化比例就没有价值了。目前，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群，因此，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是关键，因为它是由市场决定的，涉及到公共服务分配问题、体制问题。我们能否将由市场化决定的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和由管理体制决定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矛盾揭示出来，反映出我们对中国城市化质量的考虑和研判？这是可以考量的，也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

　　其次是分类问题。如果用目前已有的指标作对比，我们需要做比较巧妙的分类，而且这样的分类要能足够说明问题。例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在城市化中存在哪些问题，中等城市的城市化率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等等。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国际上的城市化率是两个概念。第一，中国的所有城市都包含农村，它体现的是一个“域”的概念。第二，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与行政管辖权完全一致。分为直辖市、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而国外的城市基本是单体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纽约的城市化率是无法拿过来一起对比的。这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有新的理念注入，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将数据通过巧妙的分析集中在某一个领域。在考虑每一个分类时，我们应尽量参照一些国际化的内容，以便于国际交流。

　　问题3：在评估城市化质量过程中，怎样才能在既有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袁崇法：我们目前做的内容，仍在运用传统的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并没有结合互联网数据，这显然不够丰满，也很难跳出已有的范围，能否通过一些联合途径，利用大数据做些开发，有所创新？这可以作为今后考虑的重要突破方向。还要有点紧迫感，因为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大数据的重要性，并且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还有一个想法，在城市化的问题上，我们与国外城市化领域的专家总是无法交流，双方都不了解各自的想法。但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城镇化过程被誉为是“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但我们在国际城市化领域的研究上却没有地位和声音，在城市规划上同样也没有地位和声音，但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特色大区规划是独树一帜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出去一批专家、一批有分量的文章、一批成功的城市与片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这显然能够确立我国的城市化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声誉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