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制造的噪声饱受诟病，成为“全国现象”。近日，广州市人大代表视察该市流花湖公园、越秀公园，为《广州市公园条例》（下称《条例》）的立法进行前期调研，《条例》拟规定公园内临近学校、医院、居民楼、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禁止开展喧闹的健身、娱乐活动，预计明年年底前可正式出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主任陈小清表示，“中国人喜欢热闹，但不能侵扰到他人，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睡眠、学习、工作”。（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0版）

    国人户外娱乐选择本就不多，广场舞无疑是其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对很多中老年人而言，三两成群、唱歌跳舞，已然成为最主要的日常消遣。但很多时候，这种自顾自的群体欢愉，却有意无意冒犯了第三方的利益。侵占空地、制造噪音，凡此种种舆论针对广场舞的指摘，可谓多矣。恰是有鉴于此，广州方面拟立法限制，方才显得有其必要。只不过，与此举或致的“积极效应”相随，一系列争论也由此衍生。

    最有力的诘问莫过于，“禁止广场舞，置民众的娱乐需求于何处？”很多人不断重复着一个现实：在现阶段社区文化发育不彰的前提下，广场舞几乎是不少中老年走出家门、与人接触、排遣寂寞的唯一渠道。一旦受场地所限，这部分人被迫息歌止舞，未免显得不够人道……的确，这种种担忧不无道理。只不过同样要厘清的是，规范广场舞的区域边界，与给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多活动场所，从不存在天然的矛盾。所以，理所当然的逻辑是，职能部门固然有权在特定区域禁止广场舞，却更有义务为相应人群受压抑的娱乐需求寻找出口。毕竟管理与服务，本就是公职机构的一体两面。在未来，原生、混乱的广场舞，理应被加以专业引导，从而实现自身无害化并最终自我正名。此一过程，既需要民众的理解和妥协，也有赖于专门部门“堵疏结合”的治理策略。唯其如此，广场舞才能在主流社会认知中，谋得一个体面的位置。

    事实上，广场舞一贯扰民却一直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公众对中老年群体的体谅与包容。但这种脆弱的平衡，显然难以长久维系。此事的本质是，对城市规则缺乏周全理解、且娱乐需求无处排解的中老年群体，被逼无奈去霸地占街唱歌跳舞，只为追求一种低水平的文化体验——这中间，“其他人”的某些权益，显然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让渡给了那群大跳广场舞的人。

    过去那种如野草般滋长的广场舞，实际上是因为公共服务缺位，民间各群体为保障中老年基本需求，而长期彼此试探、相互妥协的畸形结果。简言之，这是一个超越规则，任由中老年群体接受“其他人”让利的过程。而在今后，职能部门对广场舞介入干预，一方面势必打破民间就此事形成自发秩序；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建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良性秩序。当然了，我们希望强化管理的同时，也能伴随着相应公共服务的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