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投机性城市化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人口流动的高潮，当时的评论家就预测，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但是直到2011年，官方才正式“发现”，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部分人口聚居在城市的情形。

    从建筑环境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和房地产项目的投资，中国已经为城市化聚集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在这方面，大城市起到了表率作用。例如北京，2000年代，其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向了房地产行业。这样的城市积累模式在地理上并不均匀。天津在2008年的时候，其固定资产投资占到该地区生产总值的50%以上，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迅速上升到71%，但在本世纪的头8年里，天津的房地产行业仅保持在城市固定投资的20%或更少的比例。

    但是，随着家庭和地方政府财富的急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被迈克尔・高盛称为“投机性城市主义”的现象。与迈克尔讨论的印度班加罗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投机性城市化不仅限于单个城市，而是在整个国家蔓延。地方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并没有让情况有所改善。为了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各级政府带头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所谓的一线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广州，都在努力发展为“世界级大都市”。除此之外，城市再开发也成为地方政府投入的关键领域。

    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就是对土地资源的运用，这也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对于土地的各种直接或间接征税，已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转让费和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土地收益被地方政府算作预算外收入，这也是推动地方政府寻求更多土地资源的动力。地方政府有3 种方法达到他们的目的：通过对现存的行政区域进行扩张(包括合并相邻的县城)，为当地政府带来更多对农村土地的控制权；通过设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如斯蒂芬・格雷汉姆所说的“分裂式城市化”；最后一种，是集中城市行政区域内现有的土地资源，并通过再开发而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在中国，投机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尤其包括房地产及其他发展项目。近几年来，国家投资的高铁项目和被称为“鬼城”的社区，都是投机性城市化的标志之一。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超出了普通家庭承受的范围，这也迫使年轻家庭在他们首次置房时更依赖于父母。

    投机性城市化使大量城乡土地被征用，居民区和村庄被拆除，大型居民区取代了现有的居民小区。这也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

    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扩张也是有限的，这种利用土地资源积累的城市资本模式总有一天会被耗尽。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其他配套措施，例如对二套房进行征税。而最初作为压制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房产税，也有可能成为大幅提高政府收入的新手段，但它能否深远地影响人们对商品房的投资冲动还有待考证。

    近几年来，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投资，已成为拉动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虽然中央政府已开始强调作为未来经济发展引擎的消费的重要性，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将会继续并更加明显。投机性城市化的步伐亦将从东部沿海波及到内陆的中西部地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中国60%的城市化，中国很可能继续促进城市积累，并利用其经济规模保护国内市场，以抵抗周期性动荡的全球经济危机。

    投机性城市化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和环境带来什么影响？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投机性和混乱并存，各地仍将出现各种由拆迁而引发的冲突。

    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投资者会寻求既美观又实用的城市空间改造，城市环境的重塑将进一步倾向于满足具有支付能力和积累需求的新兴中产阶级和国内外投资者的愿望。因此，城市环境建设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反映和体现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这些都是城市新贫民、社会下层的非技术性民工所要经历和体验的。就目前而言，社会稳定是由地方和中央协调的结果，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崛起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条件。在如此微妙的平衡下，任何对社会的冲击必然都会引起国家的领导者的警觉。

    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投机性城市主义”现象。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扩张也是有限的，这种利用土地资源积累的城市资本模式总有一天会被耗尽。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已开始尝试其他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