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胜诉了。她的七年上访维权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过去的七年血泪斑斑：有一天，她发现11岁的女儿不见了，寻找三个月，竟发现女儿被逼卖淫上百次，并惨遭轮奸、殴打、虐待……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行为艺术”式地维权，才一步步地立案、刑拘、逮捕、起诉、审判，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审。去长沙百余次，去北京几十次，直到因劳教引起举国关注，历经百折千回，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

    如果没有她的无数次抗争，正义是否能够伸张，坏人是否能够惩处？是什么样的权力傲慢与司法冷漠，才让她显得有些偏激，甚至在有的人看来还有些“狡猾”？倘若没有这样的偏激与“狡猾”，她能否走到今天胜诉的终点？在“女儿被侮辱、正义难伸张”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面前，如果与唐慧“换位移情”，谁能“理性”与“优雅”？对升斗小民的私德的诘难，难道应重于对公权力的不断拷问？

　　同时，正是因为媒体人都有朴素的正义观，同情底层，同情弱者，同情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所以在报道此事件时，立场都基本一致。而无法面面俱到的事实梳理，在悲情的发酵下，又会引导网络舆论，无形之中抬高唐慧的形象，赋予了她不可能胜任的道德角色。我们不必为了过度保护唐慧而伤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破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原则，但在报道她时如果缺乏起码的同情心，那是任何一个本性善良的人都不会认同的。

　　没有确凿的证据出现，我既不相信任何“阴谋论”，既不相信有什么意见领袖在运作、策划或为唐慧造势，也不相信有什么记者被官方收买在故意抹黑唐慧。没有证据就凭空猜想，然后把猜想当作事实来攻讦，这不是法治规则，而是“文革”做派。什么“郭美美事件是针对红十字会的阴谋”，什么“诱逼王书金翻供的阴谋”，什么“判唐慧败诉前造势的阴谋”，都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事实胜于雄辩：没有那么多阴谋，一切都是世道人心的自然演化。

　　唐慧应该感谢微博。如果不是微博起家的邓飞将她介绍给几大微博网站，如果不是她聘请的律师首先在微博上披露这一事件，形成举国关注，传统媒体能否对此案进行报道，恐怕都要打上一个问号。因而，对今天微博上出现的质疑和诘问，我是希望唐慧能包容承受，理性地面对。

　　规则对所有人应是同一把尺子，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应该首先做到。我们不能因为立场的改变，就改变了法治的规则。比如，对年龄问题，有些人整天质疑李某某的年龄是否过了18岁，没过也一定要这么说；而又下意识地认为乐乐2006年时11岁，以后也永远11岁，不再长大了。事实上，对未成年人保护，既应该强调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需要保护，也应该认可未成年人涉嫌性侵害了别人，同样也应得到依法保护。

　　对待死刑问题，既为曾成杰的女儿救父不成而扼腕叹息，又认为唐慧要求判七个罪犯全部死刑也是合理的——这样的立场扭曲、道德错乱，该如何解释？对待案卷公开问题，李某某的案卷就千方百计地想让他公开，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谣言；而乐乐的案卷在隐去本人有效信息后也一个字都不能公开——这样的逻辑，难道真的说得过去？如果对案情的披露做到了客观全面，没有断章取义，没有故意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某一方的解读，适当公开，有何不可？

　　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仇官仇富仇警的民粹情绪，就破坏规则，无视法治。穷人堆里并非都是好人，犯罪比例其实远远高过富人。弱者并非天然代表正义，而强者也并非天然没有良知。不能说，私权利践踏法治就是情有可原的，公权力破坏法治就是罪无可赦的。不能在此时此地自己践踏法治，又在彼时彼地自诩为正义的化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来规则？

　　任何人都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化身，气势汹汹地去咒骂别人。只有公开的讨论、真诚的交流、理性的集纳，才能重建法治规则。如果我们只是盘踞在攻讦的立场，而不是去建构法治的规则，那么，网络舆情不管多么热火朝天、激流奔涌，对中国的民主法治、社会进步，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