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了扩展业务，他来到西安筹备西安分所。为此，他上个月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发布招聘信息，计划招聘十几名律师助理，可是时间过了两个多月，他只招到了两名大学生。陈先生很是纳闷——“不是说今年是‘最难就业季’么，为啥我却招不到人呢？”（6月28日《西安晚报》）

    底薪3000元起，加上业务提成，平均工资可以拿到5000元左右。按理这在西安，待遇说来也还可以，可就是少有问津。通知了一百多位有求职意向的应聘者前来面试，前来面试的只有20多人。通过面试，陈先生和同事对其中的十几个应聘者比较满意；通知他们可以报到，但最终，只有两名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前来报到并和事务所签了合同。

    这种窘况，别说陈先生感到不解，想必读者同样茫然。是应聘门槛设得太高？但陈先生明确表示他们打算招聘的十几名律师助理，学历和工作经历要求不高，只要是法律相关专业毕业也就可以，而且并不一定是“985”或“211”重点大学的学生。而且，你也能从面试20多个就确定录用十几个的高比例中，看到条件确实不高。

    那么，是不是应聘者已经有了更好地工作，经过比较，放弃了事务所的机会了呢？实际情形也非如此。反而应聘者中，大都是往届毕业的学生，有的至今没有工作。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个专业的大多数学生，都在备考各种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的考试，有些甚至屡考屡败屡败屡考，至今不肯“屈就”。这个情况，也能从记者的采访中得到佐证——几位至今没有就业的2012届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虽也认为今年就业形势确实不好，“但是总感觉那些律师事务所都是私企，没有什么保证，爸妈又说要找就找个好工作，家里还能供我一段时间，让我一心准备公务员考试呢，只要能坐办公室，轻松点就可以了，工资多少无所谓。”——这种心态，才是招聘困难的主因。

    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一，所谓“最难就业季”，只是一个宏观的估量。这个估量，主要建立在供需关系上。也就是说，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了最高峰值（699万），但因为经济发展步伐放缓，又使就业岗位难以增加，这就加剧了就业的压力。但是在微观层面上，仍存在着用人单位招聘困难的现实。其二，应聘者近乎“理性经济人”的理性选择，隐喻了行业的不公。毕业几年宁肯不找工作，也要坚持参加“国考”，更说明了体制内岗位的魅力。当然，它也反映了应聘者内心深处的焦虑，这就是对“临时”的担心。

    “临时”真不是个好东西。不要说许多令人不齿的行为，都出在“临时工”的身上，就临时带来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忧虑，带来的老无所依的惊悸，就让人异常焦躁。所以，我们在解决就业难这个有关社会稳定大局问题的同时，也要同步解决行业的不公，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能有公务员那样可靠的收入和可靠的社保，不用担心年轻是拿命换钱，年老时无钱保命。如果抹平了行业之间的巨大反差，对律师助理不待见的现象会少多了吧？“万人争考一职位”的国考热局面想必难得一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