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本报今日15版报道）

    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往往依照所在城市的规模大小，而逐步递增着实现难度。在此背景下，公众便当明白，这份报告中所阐明的新路径，仍内含着对现状的某种延续——“更大的城市，更难落户”，不管现在抑或未来，都是适用的逻辑。既有此前提，那么激励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最迫切需要破解的，无疑是“提高小城镇吸引力”的命题。

    参照过往经验，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农民群体多对落户小城镇缺乏兴趣，反倒对门槛畸高、竞争惨烈的大城市充满想象。凡此种种，看似不合理的景象，实则也有着可以理解的心理考量。

    在不少农民看来，小城镇基础设施陈旧、户籍含金量不高、公共服务也很不到位，还不如继续务农打工自在……一言以蔽之，若无强烈的身份转换感与福利提升，“由乡入城”的进程便难以维系。

    而与小城镇相比，大城市即便生活成本高出许多，但其优势仍旧太过明显。恰是基于此，方才造就了城镇化的一个困局：农民群体的真实“偏好”，与宏观层面的引导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事实上，若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积极落户小城镇，职能部门显然得先设法缩小不同地域、城市间，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市民待遇相差悬殊的现实。

    只有小城镇先行发展起来，才能吸引来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而从另一角度说，相当数量“新居民”的注入，又能为所在城镇带来新活力。所以说，这实际是个互惠双赢的过程，关键是必须先得有一方展现出“诚意”，从而开启后续的一系列良性循环。如若不然，“转移人口”只会继续一股脑涌入有限的几个超大城市，从而必将导致此类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化。

    当然，讨论城市化路径，除了站在官方立场权衡得失之外，还应真正对农民利益保持关切。某种意义上，农民落户城市，就是一个“出让土地—获得收益—重新出发”的二次社会化过程。在该进程中，农民能否享有公平的议价权，从而能获得足以启动“城市新生活”的转让金，显得至关重要。从此角度说，无论走哪种城镇化路径，规范土地出让的流程运作与补偿标准，都是先决性的。

    加快推动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社会的治理者有义务提供更多元的选择。这意味着，在兜售“大城市美好生活”范式之外，也能建构起小城镇的独特魅力……说到底，城镇化的目的乃是为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进化，以及人类生存模式的现代化。既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城镇化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们所应做的，便是对参与此一进程的群体，抱持足够的同理心与耐心。既要坚持公平、分层推进的策略，更要动员社会资源对这部分“新城市人”进行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