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7版）

    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往往依照所在城市的规模大小，而逐步递增着实现难度。在此背景下，公众应明白，这份“报告”中所阐明的新路径，仍内含着对现状的某种延续——“大城市难落户”。有此前提，那么激励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最迫切的命题，无疑是如何提高小城镇吸引力。

    就现实看来，小城镇宜居，但未必能勾起落户兴致；相反，门槛畸高、竞争惨烈的大城市却更具“磁力”。在不少农民看来，小城镇基础设施陈旧、户籍含金量不高、公共服务也很不到位，还不如继续务农打工自在……一言以蔽之，若无强烈的身份转换感与福利提升，“由乡入城”的进程便难以维系。基于此，城镇化也就面临着一个困局：农民群体的真实“偏好”与宏观层面的引导路向，并不完全一致。

    只有小城镇先行发展起来，才能吸引来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从另个角度讲，“新居民”的注入，也能为所在城镇带来新活力。这实际上是个互惠双赢的过程，但良性循环的开启前提，是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契合宜居诉求。否则，在趋光效应下，大城市会处在人口膨胀、资源紧张的境地。

    当然，讨论城市化路径，除了站在城市格局的角度权衡，还应真正关切农民利益。某种意义上，农民落户城市，就是一个“出让土地—获得收益—重新出发”的二次社会化过程。在该进程中，农民能否享有公平的议价权，从而能获得足以启动“城市新生活”的转让金，显得至关重要。从此角度说，无论走哪种城镇化路径，规范土地出让的流程运作与补偿标准，都是先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