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宏伟规划，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政府、企业、个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

　　在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与此前传闻被否定的那份城镇化报告相比，很多人或许不必再担心，城镇化走上一条“城建化”的老路。在过去很多年，中国城镇化的路径基本上就是一条大规模城建扩张的路径。在这条老路上，我们可以随手抄起“某某大道”、“某号线地铁”、“某某楼盘”等路标。尽管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是很多政府部门、官员仍然希望借“新型城镇化”搞大规模的“造城”计划。

　　这次国家发改委的报告着墨重点不在“造城”，而是“进城”，并提出农民落户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最后到特大城市的实施路径，无疑有助于廓清大家的认识。

　　“人的城镇化”的核心是保障人们的各项权益，填平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鸿沟，让所有居民不论身份差异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其前提正是尊重公民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

　　因此，“人的城镇化”也应该尊重市场的自由选择。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带有强烈的计划干预色彩，靠政策、资源的倾斜来确定什么样的城市成为特大城市、什么样的城市成为二三线城市。而城市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

　　那么，尊重人们的权利和市场规律的城镇化，“进城”能否具有“造城”一样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魔力？为何新型城镇化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其实，在此需要走出新型城镇化不需要政府投资的误区。要满足未来几亿进城农民的需求，实际上意味着大规模的政府支出。不过，政府支出的侧重点和过去明显不同。

　　有机构测算每个农民进城，成本是20万元，这主要是为进城农民提供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的成本。如果以3亿农民计算，光这一块就是60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当然，这些钱并不意味着打了水漂，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才能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政府投入无疑最终将转化为内需。

　　另外就是，农民进城之后，公共服务会相对短缺。政府要根据进城人口的规模，为新增人口提供保障房、学校、医院、道路、图书馆、自来水乃至污水处理厂等公共基础设施。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小城市户籍政策放开，农民进城提速，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将相应提速，而且规模不小。

　　未来的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可能仍将规模不小，但是其特点非常明显。其一，投资不再是单纯地搞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的“铁公基”，而是要与民生结合。其二，这种投资将来更多地还要带动民间资本一起参与。中国的城市化，可能是需要30年才能完成的一个长期过程。没有政府投资，完全靠市场自发完成，是不可能的。但如此浩大、复杂、长期的工程，显然也不是铁公基的传统投资方式能够完成的。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宏伟规划，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政府、企业、个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如何衡量各种政策、行为是否合适、得当，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看其是否服务于“进城”，而不是人为的“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