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重心，是“牛鼻子”。城镇是社会的缩影，新型城镇化所涉及的任何一项改革，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乡镇机构制度等，都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实现从小而大、由点到面推进改革的最佳途径。

    因此，我们应当对新型城镇化有一个常识性的基本判断，坚持一种区别与传统城镇化的价值导向，否则，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换汤不换药”，城镇化迷失方向可能会引起一场大的灾难。

    后改革红利一定是依托新型城镇化释放

    我的观点是：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

    盘活“三农”全局的第一项就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待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1949 年-1978 年，通过农产品[-2.29% 资金 研报]统购统销、农业税等强制性手段，用工业产品剪刀差支持国家工业化积累；第二个三十年是1978 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大规模的“伪城市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土地增值收益大多归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所有。如果占人口65% 以上的农民，普遍有一种被剥夺感，我们究竟能走多远？如果我们把农民置于共享改革成果的对立面上，那么三农问题就不仅仅是挑战而已了。

    第二项是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八十年代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至今，按当时分配耕地的原则“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外嫁女，以及1980 年以后在农村出生的3.5 亿新生代农民无地的问题，其中的2.62 亿青壮年农民已经进城。这部分人本质上就是流民，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8700 万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同时，有很多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等途径进入城市，但毕业后的就业又成了问题，现在每年六百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真正的就业率是很令人担忧的。我们培养了一批小知识分子，却不能保证他们对稳定、体面的生活要求，这可能会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项是解决农业生产和污染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农业还是孤立分散的，18 亿亩耕地，2.5 亿农户，平均每户农民是7 亩地，这是全国的人均数，但是人均从来不代表大多数。根据调研，全国有16 个省市，每户农民的耕地不到2 亩，有660 个县每户不到1 亩地，在这样一种孤立分散的耕作情况下，中国农业怎么可能有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呢？同时，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些部门还在声称农业是“靠天吃饭”，这应该是国家性的耻辱。
 
    发展现代农业完全可以不靠天吃饭。但是由于政策导向致使种粮食、做农民不赚钱，很多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部分人劳动技术和能力都有限，在农业种植上多是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加大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这造成了农产品的污染和农业对环境的面源污染。

    第四项是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问题。农村的落后，落后在没有规划，全国有68 万个行政村，79 万个自然村，布局是一片分散。很多人说，中国也要走西方农业的道路，一家一户的农村多么美好，但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农业人口庞大，中国的农村不搞人口集约化、集中居住，是不符合基本国情的。只有通过规划集约与集中居住，完善污水垃圾处理和市政供水系统，才能解决垃圾到处飞，污水遍地流的农村现状，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十八大报告将“四化”描述为：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我看来新型城镇化也将起到引领四化同步的作用。顺序并不重要，但我认为工作重心上一定要是新型城镇化为首。新型城镇化必然会促成农业现代化，解决中国人安全、放心的吃饭问题。现在我们的农业除了自有的18 亿亩耕地，还用了国外六七亿亩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才补齐粮食缺口。这本身就是可怕的。信息化是第三位，用信息化来改造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后才是工业化，而且不是目前这种传统的工业化，要进行体制改革，因地制宜的发展工业产业，杜绝一刀切、一窝蜂的重复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我们可用新型城镇化统筹五位一体。事实上，我国92.3% 的国土面积、75% 的人口在县域，老祖宗早就告诫我们“郡县治则天下安”，因此治国的重点该放在哪里，已经非常明确了。

    过去中央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倾斜，省级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省会城市和本省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倾斜，对于小城镇的政策设计，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到位。这是极其错误的治国思维。

    新型城镇化要从农村土地制度下手

    仔细分析今天的各种矛盾，其中有一多半是农村土地制度带来的，群体事件、贪腐案件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

    我主张，新型城镇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入手，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放弃倒卖土地的财政。事实上，在县城或小城镇解决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大约为三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五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十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换一个思维方式，把土地财政的大头交给农民，这件事就很容易办。

    从2004 年开始，中央下决心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但为什么越调越涨？究竟卡在什么地方？根据我的观察，全国655 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每年都在1.5 万亿左右，占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一届政府寅吃卯粮，把今后50 年到70 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干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卖地生财当然比种粮食来钱快，但耕地大量减少，必然导致粮食生产萎缩，也必然导致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显示，1998 年全国耕地面积19.45 亿亩，2010 年已下降为18.26 亿亩(人均仅1.37 亩)，其中2/3 为中低产田。我记得，早在2006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时，国务院要求到2020 年底必须确保不低于18 亿亩耕地。按照这一要求，从2006 年到2020 年，耕地最大净减少量不能超过2700 万亩，年均不到200 万亩。但各省用地需求每年都在1500 万亩以上，耕地占补平衡的数据造假触目惊心。没有人思考两个常识性问题，东部新垦耕地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中西部新垦耕地又有多少能成为有价值的耕地呢？

    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拆又不能拆，卖又卖不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 处宅基地，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 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加上人口自然死亡，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这种由人口空心化演变的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现象，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但也是希望所在。

    我的综合测算表明，按照分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情景，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1.5 亿- 3 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 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就可以找到新型城镇化开门的钥匙，形成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盘活机制，破解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的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因此，关键是中央一定要真的下决心，逼着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动刀子割肉。动刀子一定是很疼的，但现在不动，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想动就晚了。而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突破了，农民进城的信心就有了，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让步。没有这一条，新型城镇化就是空话。

    让民企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生力军

    我还有一个想法，新型城镇化先可选择若干试点县进行所有必须的制度性改革，包括农村土地制度、乡镇机构改革、农村社区化居住(迁村并点)、工商资本下乡、农村公共服务等等。试点成功了趟出来一条生路，试点不成功，退回去也不会动摇大局。

    我还建议把新型城镇化试点交给民营企业家先行先试。给他们一个政策空间，而不能再像以往完全靠政府力量推动。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的日子都过得很苦，资源整合国进民退，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个个都是满面愁容，一脸苦相。怎么为民营企业家找一条生路？我2010 年在浙江调研时了解到，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85% 的城乡就业岗位，最终产品和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占全国企业的60%。我们不能忘了，帮助民营企业才能做实国家的基础，直接关系到2.62 亿多农民工就业岗位。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有了一定积累后，由于担心财产不安全，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移民到国外，这是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的。如果把新型城镇化交给他们来做，他们就会看到党和国家在真心实意地帮他们打开政策空间。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因为已经有了非公经济36 条(2005 年)，中小企业29 条(2009 年)，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新36 条(2010 年)，这些政策都碰到了玻璃门、弹簧墙，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编一条辫子，实实在在地做实一个大环境。这也是为民营企业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大好事。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新领域，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存量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实现增量。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妥协才能往前走，把事情干起来，阻力就会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