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选择瑞士》的署名文章，其中谈到“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

    谈到城镇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由此带来的天量投资，这在坊间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在此，笔者不想为现在的城镇化寻找理由，也不想去批判过分倚重的投资，只是客观地对近15年来的投资型经济做一个梳理，探讨其究竟反映出了中国怎样的经济需求。

    对于最近15年的超大投资，这件事情能发生，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这么大的投资数字，国家怎么有能力让其发生？另一个是为何要发生。

    第一个问题，必须要从分税制改革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危机时期。当时国家并非不想启用投资计划，而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赤字达到了历史极致，甚至因为以银行资本金填补中央赤字，中国出现了全球罕见的银行资本金为负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的体制改革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80年前后，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的转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仅需要向中央交纳定额的税收收入。同时，地方政府以免除企业的税款等手段将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的保留在当地。长此以往，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保障，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在当时处于十分弱势的低位。

    中央与地方财政盈余关系的倒挂在1994年达到极致。中央没有钱，对于地方经济的调控就处于长期缺失的状态；而地方财政充盈，却没有权利，投资就处于长期缺失的状态。

    恰恰是基于这种背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出现以国家为主体发动的大型投资计划。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直接从地方政府手中回收财政收入，分税制等于是削地方的权。分税制在诸多阻力下的成功推行，使得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政重新回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所以中央才有调控能力，才可以推进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等等大局性质的投资规划。中央有钱了，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中央财政部，这也是之后能够连续十数年出台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根基。

    有根基并不意味着要推进大投资计划。大规模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的同时，其对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对于消费的反向抑制，以及印钞所带来的购买力贬值等问题，一直为学界所诟病。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投资路线，恰恰是处于一种退无可退状态下的必然。

    西部大开发战略起步于1998年，当时的中国在结束了财政上的倒挂问题之后，迎来了第一次由外到内的金融危机的波及。1994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的国企改革逐渐深入，中国迎来了可能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失业潮。大规模失业带来的是国内购买力的下降，内需不振下，中国经济在1994年开始逐渐转为外向型经济——依赖进出口贸易。深化国际合作也大概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既然中国要进入这种全球化的节奏，就要接受全球化的影响——无论好坏。恰好1997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海啸——亚洲金融风暴。在风暴中，外需对中国关上了大门，紧随其后的两年，产能过剩成为了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政府在新千年之前，面临着改革开放后最困难的经济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让投资路线成为必然。一次以国债为主要投资方式的西部大开发，中央就砸下3万多亿资金，直接完成了消化过剩产能和促进就业两方面的问题。并且在大投资的牵引下，中国当时良好地资本边际效率，让社会享受了长达十数年的高速增长。

    有了西部大开发的经验，中央才在之后的数年间，连续推出了振兴东北、新农村建设、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等诸多投资主线。与西部开发的背景大约相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大投资，同样背负着不同时期背景下的必然因素。

    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引发的至今尚未消退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都使得中央的投资计划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上是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钝化的经济背景。简单来说，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首要的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让农业现代化，解放农业生产力，这背后的一个作用是延缓了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外向型经济的受阻，为接下来的经济转型、新增长点的建立赢得时间。应当说，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规划都体现出了中央更具大局观的发展模式，这种大局观的确立，恰恰是建立在分税制改革带来的中央回收财政大权的基础之上。

    不得不说，面对未来，新一轮的投资思路已经确立，城镇化也应该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包含了中央政府不断延续和不断完善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渴求更加全球化的道路上，新的投资模式必然同样面临着过去输入型经济危机的问题。但是我们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思考，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崛起之路从来都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的，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最大发展潜力就在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