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犁自称是“城市中的农民”，沈从文也将自己定位于“乡下人”，不过这种称呼，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体现的是一种情结。但是，城市里确实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生活在城市；他们在农村已经“拔根”，但在城市却难以“扎根”；他们定居城市，渴望融入城市，但困难重重。

　　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辗转于河北坝上地区和石家庄市，走访了部分“城市村民”，希望能勾勒出他们的生存背景、生存现状，以及他们的梦想与期盼。

    没有年轻人的“老人村”

　　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环北京贫困带”组成部分，包括张北、康保、沽源、尚义4县。据当地统计，大约有近半农民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异地谋生。

　　行走在坝上农村，被砖砌住门窗的房子随处可见，标志着这家人已经远走他乡。村里没有青壮年，没有儿童，剩下的几乎全部是老年人。在沽源县的一个村子里，村民说，全村有40多户人家，150口人；但现在实际上只有10来户，不到40人，一多半为60岁以上老人，年纪最老的已经84岁。

　　晚间行走在康保县一个沿公路的村子，村里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灯光，大多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中。村民告诉记者，全村人口最多的时候有900多口，现在最多400来口，基本都集中在路两边，村子里边已经空了。

　　坝上地区位于内蒙古高原，耕地虽然较平原地区多几倍，但气候十年九旱，全年只能种一季庄稼，一亩小麦只能产200斤左右。在之前，畜牧业被当地称为“铁杆庄稼”，旱涝保收，养羊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本世纪初，河北省率先在全国实行禁牧。坝上地区作为北京水源地、沙尘暴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首当其冲，严格执行了这一禁令，羊群数量急剧减少。失去重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又一次集中爆发“外出打工潮”，北京、天津、石家庄、大同、呼和浩特等地，到处都有持坝上口音的农民。

    他乡谋生的“城市村民”

　　石家庄市是坝上农民选择生活的城市之一。10年前，康保人孙立威随着老乡的拉引，来到了石家庄，起先跟着建筑队当小工，后来专门从事空气净化这一行，直到今天。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租住的房子里洗衣服，他说已经好长时间揽不到活儿干了。

　　孙立威现在租的房子在一个城中村中，12平方米的卧室加一个更小的库房，一月房租300元。夫妻俩和从老家过来看孩子的母亲住在卧室里，上小学的女儿住在库房里。像很多城中村的出租房一样，孙立威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10户人住在不同的小间内，不能洗澡，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出门走几百米。

　　孙立威说，前几年，空气净化这一行火的时候，他最多一年赚过10万元。但从2006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有时一年都没什么活儿干，这几年都是在吃老本。

　　随着孙立威的收入越来越少，他居住的条件也越来越差，从每月650元的两居室一直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单间。他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这个房间有千种不好，但好几年没涨过价。令他忧愁的是，城中村就要拆了，他不知道去哪里还能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每个月，孙立威一家省吃俭用，开销也要2000元。生意好的那几年，他和妻子也在石家庄市里转过几个楼盘，但都因囊中羞涩作罢。本来想着再攒几年再买，但随着房价的攀升和生意的萧条，房子基本是个梦了。

　　孙立威的孩子上小学二年级，石家庄外来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是，在所居住地就近入学。所以目前还不用为孩子上学担心，但读完初中就不好说了。

　　全家人在村里没上新农合。因为没种着地，所以农业补贴也没享受到。因为没户口，没固定收入，在市里的社会、养老、医疗等保障同样没有，而商业保险又上不起。之所以没参加新农合，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乡的遭遇，他的同乡在北京打工，看了一次病后回老家报销，报销费算来算去连来回车费都不够。“挣不到钱也担心，但最担心地还是怕得病，看不起。”

    “两头靠不上”的辛酸

　　听一群“孙立威”述说酸甜苦辣，才会理解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是多么艰辛。普通市民能享受到的种种政策，他们没有；而路途遥远的家乡，近年来的种种惠农政策，他们依旧失之交臂，“两头靠不上”。

　　刘长军，2001年从张北县来到石家庄，一直在一个批发市场搞水果批发。去年，从四川高价进了一批柚子，结果行情突变，不仅赔了本，还连同多年来攒的10万元血汗钱也一起化为乌有。

　　刘长军说，生意上不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市里的户口，什么都享受不了，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吃不上低保，租不上廉租房，反正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人，一天挣不上钱就得饿着。”

　　刘长军一家在张北县参加了新农合，但并没有享受到政策的优惠。他的21岁的儿子去年生病，在石家庄的一所医院里做了手术，花了5000多元，回老家找卫生部门报销的时候，因为各种手续不全一分钱没报成。“听说新农合看病要在老家医院看，可我们离老家那么远，病又不等人，谁敢为了报销赶回去。”

　　刘长军老家还有20亩，以每亩50元租给了别人。他说，出来这么多年，回去种地已经不可能了，就是他想回去，儿子也不会同意。

　　相比刘长军，同样做水果批发的张万有更是背水一战。他老家的地已经被村里收了回去，重新分给了别人，长久不住的房子已经坍塌。生意难做，欠下10万巨款还不上。26岁的儿子和18岁的女儿没有正式工作，在石家庄市给人打零工。

　　“我觉得我现在过的连村里人都不如，他们看病可以报销，种地国家补贴，生活困难还可以申请低保。我是‘两头不靠’，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村里人，我倒是无所谓了。可儿子、女儿以后怎么办？”张万有问。

　　原本，张万有想再攒一些钱，给儿子买套房子，按石家庄的政策，买房子可以把儿子户口转到市里。同时，他的儿子搞了个对象，两人关系挺好，女方提出结婚条件就是要有套房子。“本来，生意好也挣不下一套房子，现在，吃喝都难挣，更不可能了。”

　　基于和刘长军同样的理由，张万有全家在老家没参加新农合。现在和老家唯一的联系就是有一个老母亲。在生意好的前几年，他每年还有余力给老人寄点钱，现在已经断了。每年偶尔回去的时候买点吃的，就算尽了孝心。

    融入城市的期盼

　　康保人曹晓龙大专毕业后来到了石家庄，并找到了一份他比较满意的工作。工作两年后，家里卖了100只羊，又四处借了几万元，在石家庄给他付了首付，终于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融入一个城市，我觉得首先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其次，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经历了租房的痛苦，也见多了没房老乡的无奈，因此，我必须要有一套房，虽然现在因为还房贷入不敷出，但我痛并快乐着。”曹晓龙说。

　　但很多人没有曹晓龙这么幸运。对于他的大多数老乡来说，在市区买套房子是最大的愿望。因为，户口是和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而市民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是和户口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至少现在，房子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漂在城市中的村民，虽然对没有保障的未来表示担心，但更担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下一代成为城市人，通过读书过上体面的生活，不要像他们一样吃苦受罪。但很多人的希望变成失望。

　　张北人刘长军告诉记者，他的孩子是在石家庄上完初中的，然后就不上了，现在也没找着工作，每天瞎混日子。之所以没继续读书，一是疏于管教，学习不好，二是上高中还得回老家，没人陪读不行，经济成本太高，干脆就不上了。

　　对许多城市村民来说，初中三年级是他们子女的重要分水岭，被采访的好几个老乡说，他们的孩子只念到了初三。之所以如此，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

　　据记者了解，目前，大多城市的公办学校，仅在义务教育阶段向农民工子女开放，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继续升学，只能进入中专、技校等学校，而他们认为，这类学校毕业之后仍然是在社会上打工，上不上无所谓；如果想读高中，就只能回老家，而老家的高中升学率低，上学的经济成本又高，投入产出不对等。因此，他们的子女大多数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事实上，农民工子女的犯罪率，正在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张北人白根生，是被采访对象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人。他在石家庄市已经立住了脚，上小学的儿子也拿到了石家庄户口。

　　1997年，初中毕业的白根生从张北县来到石家庄市，和早在8年前就在石家庄做小买卖的父母团聚。如今，他在石家庄市开了一个超市，生活无忧。几年前，他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儿子的户口也随房迁到了石家庄市，成了一个正式的石家庄人。

　　“能过到这个地步，是我们两代人打拼的结果。可以说，通过我们两代人的努力，使第三代变成市民的梦想成真。”白根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