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及后发优势是效率提高的两个主要原因。未来20年，中国还有很多继续提高效率的空间，但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昨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一场小型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朱晓冬如是认为。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靠投资拉动，也不是靠人口红利，而是靠效率拉动。”朱晓冬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拉动，因为资本增长速度非常高。事实上，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也不缺少投资资本。资本增长率在过去30年里基本与GDP增长率保持一致，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GDP增长率。

　　根据朱晓冬提出的数据模型，投资拉动的贡献率在早期是负数，在最近10年才“转正”，但只有1.3%。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增加的贡献逐渐下降，从1978-1988年的30%降到1988-2009年的8%；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均是74%，最低是61%（1988-1998年），最高达到81%（1998-2009年）。

　　“由此可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效率拉动。”朱晓冬强调称，“未来仍有很多提高生产率的空间，保持高速增长也必须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生产率需要再保持20年同样高速增长，才能达到美国的40%。”

　　对此，交通银行高级经理、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提出了不同观点。在他看来：“过去30年最大的贡献率还是资本存量，大概贡献了六成，全要素生产率20%，我们把劳动力拆成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两块，数量的增加贡献率比较低，只有6%，人力资本贡献15%。”

　　唐建伟进一步分析：“过去30年，固定资本在GDP占比不断往上走，过程和城镇化发展基本吻合。尤其是，最近10年资本贡献率持续上升，从2009年危机以来，中国推出了4万亿救助政策，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投资确实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基本完成。”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补充说，“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已经到了后期，接下来中国人口流动量依然非常大，这种人口流动量大其实是有利于全要素价格的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费方域认为：“李迅雷提出‘城镇化基本完成’是指一部分劳动力人口已经从农村进入城市，或者离开农业，另一种解释是，这部分劳动力虽然进城但没有市民化，没有“身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才刚刚开始。”

　　“城镇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就业。”申银万国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新一轮的城镇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兼顾广义收入分配改革，金融市场化和放松规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