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疫情来袭，尽管不少专家表示，在传播方式、杀伤力等方面，此次疫情的威胁不如当年的“非典”，但随着各地相继出现病例，疫情俨然已是公共卫生事件，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普通民众，都要做好相应准备。于此节点，政府应对的效果评价，民众情绪状况，都通过网络得以呈现，参照10年前的“非典”，或可看出今天的得失。

    有关“非典”的公共记忆，除了因疫情罹难的民众，它所带来的遗产，至今常被提及。这其中，尤以疫情信息公开方面教训深刻。彼时政府应对缺乏经验，难免手忙脚乱，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的紧张情绪。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回顾“非典”，分析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认为其带来“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后非典”时代的中国社会，对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体会，也因此带来了相应的法律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或走向实践，或成为舆论监督的重点。

    这样的规范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的一些细节中得到体现。上海市作为最早出现禽流感疫情的城市，此次信息公开反应较快，“@上海发布”及时公布病例，包括与病例的接触者人数，均得以详细通报。信息公开对疫情防控的作用极为明显，信息封锁带来舆论反弹，加剧民间的灰色想象，而相对透明的信息则有利于民众客观看待疫情。加之权威消息和应对知识的及时供应，民众接收到有关疫情的较为全面的信息，至此，民众和政府一道构建起防控疫情的坚实堡垒。这种信任关系来之不易，可以预计，无论是普通民众和作为疫情应对关键主体的政府机构，都将从中受益。

    相对公共危机带来的威胁，人们更害怕辟谣惯性所虚构的安全感。不过，在此期间，不少网友对信息公开的细节仍有指摘，其中就包括，卫生应急单位报告疫情的时间点选择在患者死亡20天后。对此，医疗部门在回应时指出，汇报的节点选择有医疗规范的考虑，并无违规动机。尽管置身事外的民众难免存在不解，但这种不解显然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理解为封锁消息，而主事单位从法律规范的角度为其行为辩白，也无形中增强了解释的说服力。

    信息公开既是“非典”的遗产，也是时代的召唤。和10年前不同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媒介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媒体兴起，权威消息的主体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异质”声音崛起，可以预计，在此次禽流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将有大量的不实传言出现，它们或从风吹草动中获取灵感，或是安全感稀缺情形下的本能反应，情境林林总总，各出有因，于此公共危机之际，若简单将其视为谣言，既非客观，也有失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