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人口、信息、资本等要素向城市的集聚带来交易成本的下降；市场规模扩大促进社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就业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集中利用发挥规模效应提高投资效率。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例如城市经济学家Henderson的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和人均产出之间存在极高的关联度。因此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剧烈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再托起整个国民经济高速成长的背景下，城市化被认为是驱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从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来看也存在着进一步推进的内在需求。2011年我国工业化率为40%，而对应的城市化率仅为51.3%，低于理论上工业化率达到40%时对应的城镇化水平（75%），相比人均GDP接近的国家，我国城镇化水平也明显偏低。造成“城市化滞后”既有户籍制度的历史因素，同时也和我国经济长期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经济决定了中国制造服务世界市场，相应削弱了对国内城市作为交易场所的需求；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发达城市、大城市吸附生产要素能力强，扩张迅速，而落后地区的城市基本处于原生态。根据相关统计，我国中小城市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城市化率仅为33.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最终城市化率大多处于70%—85%区间，我国按70%的终极城市化率以及1%的年均城市化速度推算，仍有20年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完成。当前的城市化滞后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尤其是城市化渠道向三四线城市的下沉，成为了中小城市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抓手。

    在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之下，注入政府性投资带动区域发展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策略性推论，遍地开花的新城建设、园区建设是践行这一推论的现实证据。然而，一个好的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坏的城市化可能招致截然相反的结果，而“坏城市化”的表现各种各样。

    “鬼城”康巴什的大跃进。康巴什新城位于鄂尔多斯中南部，2004年之前，该地区仅有两座村庄，人口规模为1400人。随着“羊、煤、土、气”四大资源的发力，为鄂尔多斯带来了滚滚财源，人均GDP一跃超过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2004年，鄂尔多斯开工建设康巴什新区，截至2009年6月，新区共完工项目47项，完成投资52.88亿元。在强力的财政支持下，康巴什新城在短短5年内即展示出一幅现代城市面貌。然而，无论是市政府的迁入，还是大气磅礴的成吉思汗广场建成，都没能带来人气的聚集和城市活力的张显，空空荡荡的新城几无居民入住。2010年，《时代周刊》以“鬼城”为题报道了康巴什新城，顷刻间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以及公众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聚焦。尽管在过去两年，随着鄂尔多斯一中和康巴什医院等优质公共设施入驻，为新城带来了一小部分居民，但整体上“鬼城”的成熟仍需等待较长的时间。事实上，即便考虑到一个新城的成熟需要一定的周期，仍难以掩盖康巴什新城建设的大跃进行为，在因特殊资源暴富之后，决策者缺少了对城市建设的本质思考，掺入了更多的城市形象、政绩及其它目标。这样的城市化，最终必然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是低效的。

    并非所有城市都如鄂尔多斯拥有雄厚的财政支撑。在很多城市，见到的更多是开发建设的无序和投资的捉襟见肘，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坏城市化”。目前的新城开发，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基本上仍走的是土地财政路线，即依靠卖地收入来支撑开发建设。然而土地市场起伏不定，一旦土地出让遇冷，城市建设的资金链便会断裂。当前高悬的“地方债危机”便是最现实的例证。通常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成立融资平台性质的“城投公司”，以土地出让收入为担保，通过银行借贷以及发债获取资金投入建设，而这背后往往缺少对开发过程的事先梳理，空有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而鲜见具备可操作性的开发建设详细安排，这样的城市开发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情况和投资方需求的左右，进而偏离了城市开发的最初目标。邛崃新城的C-BOT模式在新世纪初一时备受推崇，邛崃位于四川省中部，原先老旧的城区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旧城区进行更新的成本非常高，政府决定另起炉灶建设一个新城。彼时邛崃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5亿元左右，依靠政府的财政远不能支撑新城的建设。邛崃最终选择了C-BOT模式，将新城整体打包以BOT的方式交由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瑞云集团负责投资建设，同时将新城包括水电煤以及公交线路等在内的公用事业运营权以及土地经营权以一定的方式转移给企业以使其获得投资回收并实现一定的利润，其中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限为50年。然而在双方合同签订半年之后，国土资源部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颁布，规定各类经营性用地一律采用招投标方式出让，紧接着在2004年3月，建设部颁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限不得超过30年，两项政策的出台最终击垮了邛崃新城的C-BOT模式，新城建设受阻停滞。客观地说，邛崃新城的C-BOT模式创新了中小城市开发建设的思路，并且新城开发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控制的政策出台。然而我们也无法忽视双方在合同中对可能出现情况的预期不足及风险分担机制建设的不完备，这和新城建设在遇到政策出台时缺乏弹性最终停滞也不无关系。联系到目前更多的新城开发建设，事实上一个事先的系统梳理，包括对开发战略的明确、开发建设进度以及投融资计划的安排非常欠缺，最终导致“摊大饼”、“烂尾工程”层出不穷。

    跳出所谓“坏城市化”的各种具体表现，我们认为好的城市化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提高公众生活质量。众所周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之于城市化便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现实中，由于存在“坏城市化”，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并非总能兑现为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图1统计了一些国家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可见城市化并非天然导致高增长与高收入。一些专家学者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人口红利（图2），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二次红利”，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要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避免“土地城市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综上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我们认为在当前及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以产业发展为基础。新城开发存在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等多种模式，对大部分中小城市而言，由于城市规模尚未发展到溢出的程度，产业发展仍是当前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中小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当以产业为基础，将城市开发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并在新城建设中充分考虑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需求，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

    注重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进城工作者因其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有和城市户籍居民同等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算是“半城市化”。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其享受城市户籍居民同质的公共服务，并通过教育以及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其劳动技能与素质，实现完全城市化以及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统筹安排城市开发的全流程。从时间维度上看，传统的城市开发包括“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两个环节，缺少对有效的开发目标的制定、分解以及贯穿始终的投融资计划安排，我们认为，新型的城市建设，应包括“战略制定—规划设计—投融资规划—开发建设”全流程，唯有如此，才能把控开发的全过程，顺利推荐新城建设，实现城市开发的核心目标，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