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城市的主人?毫无疑问是“人”!然而让我们匪夷所思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城变得逐渐“冷漠”了—由钢筋水泥浇筑而成,为汽车狂奔而设计,而对人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社会的和谐等却漠然置之。
设施配套不足
在“让城市高起来、亮起来、洋起来”的号召下,GDP的增速上去了,新城也变得越来越华丽起来。经济快速发展,新城越来越漂亮,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为了GDP增长而去建新城,拿着本该是城市“吃饭”的钱去买了华丽的“外衣”时,就应该值得我们反思。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纷纷上马、地标建筑拔地而起时,城市居民迫切需要的高品质的教育资源、多元化的医疗设施、便捷的生活配套、丰富的娱乐设施、快捷的交通等却迟迟不动工,即使动工了也没有考虑居民的需求,没有从人性化的设计出发,这样的城市谁会来?如果吸引不了人来,那么新城只能算是一堆建筑物的堆积;即使勉强能吸引人来,居民的幸福指数也会很低。
人文关怀缺失
缺乏人文关怀,也是新城难聚人气的原因之一。目前很多新城表面上看建得很漂亮,但是多数没有考虑怎么规划建设更符合人的需求、更能体现人文关怀等问题。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大马路”就是只能体现长官政绩而不能体现人文关怀的设计。何谓人文关怀?巴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等城市是世界公认的大城市美学和繁荣的成功代表,但这些城市最吸引人的是密如蛛网的小街道,而非那些八车道、十车道的大马路和高架桥。大马路、高架桥等放在城市外围的快速通道较为合适,不适合作为城市街区道路。小街道才是城市的本质所在。小尺度的街道可以漫步、购物,便于到达最终目的地,并有利于人与人的交往,有利于民间文化的滋生,是社会活力的根源。例如,香港的中环是亚洲金融中心,云集了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太古广场、置地广场等高级写字楼、大型百货、五星级酒店,但中环的楼宇密集度很大,道路也不宽,楼和楼之间都有廊桥相连,这种紧凑的布局非常人性化,办事人员可以轻松步行到达任何一座楼宇办任何事,停车、办公、饮食、购物都在一起,能耗小、效率高。而我国大陆的很多城市在这方面的规划设计却做的不够好,如上海的陆家嘴金融中心在街道设计方面就忽略了最起码的人文尺度——过宽的马路和隔离栏割裂了楼宇间的交流,看上去依然那么冷冰冰,所以至今陆家嘴也没能形成有活力的CBD。
不仅如此,新城精心设计的很多设施其实也都是人际交往的障碍:处处设置栅栏的街道、层层设围的围墙、随处可见的过街天桥、扼杀阳光的高架桥、刺眼眩目的玻璃幕墙、闹眼更闹心的户外广告……这让城市看上去像一座超级大监狱。
强拆破坏和谐
与全国各地滚滚而来的新城浪潮相伴的是强制拆迁冲突的频频发生——2008年3月11日,四川绵阳强制拆迁致6人被埋,其中一名孕妇死亡,一名男子重伤,4人失踪;2010年4月28日长沙市岳麓滨江新城4户“钉子户”与岳麓区政府对簿公堂,《三湘都市报》同步关注发表整版报道,质问新城“强制拆迁是为公共利益还是为商业利益”;2009年11月,浙江奉节的西部新城项目在拆迁过程中,朱衣镇的61岁老翁陈茂国因不满自家住房被强制拆迁,爬上自家院内一棵桉树,在树上搭棚居住,一住就是三个半月,奉节新城本不出名,却因出了“鸟人事件”而闻名全国……为建新城而产生的不和谐因素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举的例子仅仅是拆迁冲突中的九牛一毛。
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拆迁的法律法规,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范了拆迁的程序,但在具体操作中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仍存在许多空白和现实障碍。
盲乱的新城
新城不仅在数量、体量、布局、结构、设计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在管理方面也出现了盲目决策、规划失当和管理混乱等问题。
决策仓促急上马
新城建设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任何个人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经验,哪怕是久经考验的地方主要领导。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下,虽然制度上有法律、法规和纪律约束,但由于各种原因,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个人意见——即所谓“长官意志”——仍具有超出正常权力和职责的决定性影响力,决策过程常常表现为“一言堂”。在新城建设这样的重大问题决策上也有类似现象。在新城建设热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建设新城的热情高涨,更加推动了不规范决策并仓促上马开建新城的现象。2000年,内蒙古清水河县在未经充分调研和反复论证等准备工作的前提下,就由县主要领导拍板做出了建设新县城的决定。据中央电视台的调查,在新城还处于审批阶段,新城的土地利用还未得到批复,清水河县新区的建设便已于2003年开工。原清水河县委书记张亮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能快就不要慢。”这也是很多新城建设决策过程的真实写照。
规划常改爱折腾
城市规划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其修改变动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国外很多规划设计和执行的较好的城市,其发展规划数百年都没有大的改动。如美国的华盛顿,200多年都没有大变动,一直按照城市的中轴线在发展;芝加哥现在的城市规划是1887年大火过后做的,现在建设还是依照这个规划,没有大的变化,当时的规划图至今还挂在市规划局里。反观国内,却由于种种原因,常出现规划频繁变动的情况。有人形象地称为“一届领导一届规划”——这届领导决定城市重心向南边发展,下届领导又说要向北扩张,规划一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等就要跟着变,资源浪费就在所难免了。如华北某省会城市,在近10年间,城市发展重心就经过了“向东南发展”、“向北发展”两次重大调整。2005年3月开工建设的台州滨海工业区,政府部门明确宣布:这是台州此后20年工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但同年12月,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方案经浙江省政府审批通过,根据规划修编方案,政府部门大幅削减城市中心区工业用地比例,政府部门对先前奉行的鼓励企业进入工业园区的政策“踩刹车”,一大批企业因此损失惨重。
开发管理显混乱
首先是开发时序控制不合理。国外新城建设经验表明,为保证新城健康发展,他们特别注重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都是采取设施和产业先行的策略,以此来吸引人气,保持新城的职住平衡。但我国的多数新城建设却与此不同,由于新城在开发之初多将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在近几年房价持续上涨的影响下,使得“新城建设”多被演变成了“房地产建设”,而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较为滞后,迟迟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又由于房地产开发短期见效快、效益好,更加刺激了地方政府在住宅用地方面的供给,使很多新城出现了过渡的“房地产化”。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高铁新城,很多高铁新城规划方案一发布,各式各样的住宅楼便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地而起,而此时的基础设施、产业等的建设却还都是个未知数,这种模式极易导致新城变成“卧城”或“空城”,同时由于房地产过于快速和大量开发,还会致使其它用地减少甚至不足。北京的通州新城、顺义新城等都存在类似现象,目前已出现产业发展用地不足的问题。2009年,北京市政府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紧急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到,在新城建设中将加强土地投放动态调控,2010年前优先满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符合发展方向的产业用地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适当控制商品住宅土地供应。
事实上,过度重视房地产开发,虽然可以在短期获得较高的土地出让金收益,但是会使新城发展后劲不足,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
第二是建设管理混乱。由于实际建设中,各部门自行其是,互不衔接,导致城市建设中大拆大建及建设不符合规划等现象频繁出现。我们司空见惯的“拉链马路”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而城市规划管理主体多级程序较为繁杂,在实际监管中,各个部门统筹协调性不够,一些违章建筑从发现到最后被制止,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审核,等到程序走完,已经造成既定事实,而违法成本很低,开发商利用各种漏洞随意更改设计方案、提高建筑高度和容积率等做法已经司空见惯。因而,经常出现规划设计方案与建设实际不符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
案例链接
康巴什:买件衣服要跑到25公里以外
康巴什新城开始建设至今已近十年,但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还未形成连接主城和新城之间的有效公共交通设施。首批搬迁入住新城的政府机关办事人员,每天只能驱车往返于新城的办公室和主城的家中。不仅不利于低碳环保社会的实现,同时也明显抬高了新城吸引人气的难度。目前,已经入住的极少数居民要买衣服、电器之类的生活用品,必须要赶到25公里外的东胜去购买,新城内只能买到蔬菜、牙膏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新区配套不足成为人们的最大不便。
[ 据东方早报《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谜局:买件衣服还得跑到25公里外》文章整理]
昆明呈贡新区:公务员集体抵制迁入
呈贡新城于2003年开始兴建,新城地点选在了昆明市区30多公里外,专门开建轻轨直通。迄今取得了显著成果:13座美伦美奂的地方政府大楼,每座都铺着大理石砖;一所配备室内泳池的高中;两所占地宽广的当地主要高校。崭新的高层公寓楼排排耸立,明亮的窗户在亚热带的阳光下十分耀眼。13座市政大楼早在2007年就已建成,但政府实际搬迁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搬的原因也很复杂,其中一条就是相关学校、医疗、餐饮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务员集体抵制情绪很重。
[ 据网易《昆明呈贡“鬼城”迷局 13座市政楼空置3年》文章整理]
京津新城:政府“无力”给予交通和配套支持
京津新城在一个政府急于改变现状、见业绩和开发商不考虑实际的情况下,慢慢建了起来。一栋栋的临水别墅非常漂亮,可在这样华丽外衣的包裹下,却是卖了两期住房后依然没人入住的空城。媒体和开发商认为京津新城变成空城的原因是政府“无力”给予交通和配套支持。
北京各新城公共服务的能力均较弱
北京各新城的公共服务设施都存在历史欠账较多、发展不平衡、整体水平偏低、发展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等问题。通州、亦庄、大兴、昌平等由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于由各种原因,都存在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引入也未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