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对老人的关爱和照顾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本期专题聚焦农村养老，直面农村养老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境，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勿让“养老”成为农村老人的奢望。

　　转型乡村中的孝道沉浮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夫子的话流传了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庭和尊重长辈著称，不过随着社会结构的大转型，乡村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传统孝道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本次采访的众多老人中，记者发现，对儿女的赡养表示不满或没有信心的不在少数。在当前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孝道式微的现状，以及由此带来的老人生活无着、精神无依的凄凉境况，让人触目惊心，闻之泪下。

　　“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

　　家住中部地区农村的蒋老汉今年70多岁了，老伴患胃癌已经在半年多前去世，每每想起老伴患病时痛苦的样子，蒋老汉就泣不成声。

　　蒋老汉的老伴患癌症两年，治病花光了老两口一辈子5万多元的积蓄，在外打工的儿子没有拿一分钱，也很少过问病情，有一次蒋老汉的老伴病情恶化，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家看看，得到的回答是：“是不是真不行了？来回车费很贵的！”最终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看母亲。

　　“有时候真想抽他几个巴掌，我们当年含辛茹苦把他带大，老了却是这个结果！”蒋老汉无奈地说。

　　今年春节，儿子和媳妇回家探亲，但什么活都不干，所有的家务全由蒋老汉老两口承担。“每天早上我们做好饭叫他们起来吃，他们还没有好脸色，嫌这嫌那，真是不孝子孙。”

　　尽管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药费个人还是要掏一部分，这对经济困难的蒋老汉来说负担沉重。今年2月，老伴病情又恶化，因手中实在没有钱了，无奈只能出院回家。

　　“其实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老伴癌症处于晚期，经常痛得死去活来，我们没钱只能买点止痛药吃。老伴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一辈子没享他什么福，走得还这么痛苦！”说起这些，蒋老汉不禁老泪纵横。

　　专门研究农村孝道文化的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近年来农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较明显，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子女不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

　　“不论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老人能动的时候，就‘啃老’，什么活都让老人干，等老人老得动不了了，就感觉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陈国友说，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遭遇，但害怕丢人，往往不愿意对外人谈起。

　　“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

　　“我会好好地养着我的母亲，等我老得干不动了儿子会养我。”江西万年县上坊乡枧元村62岁的村民李淼财对养老这个话题有着传统且分明的态度。

　　李淼财的老母亲85岁，因为是4兄妹中惟一的儿子，按照当地的风俗，由他承担母亲的养老责任。李淼财有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尽管儿子们的收入不高，各自的家庭负担都很重，但李淼财逢年过节还是能收到儿子们千儿八百的零花钱，日子虽不富裕，但平淡快乐。

　　除了和老伴种自家的几亩地之外，李淼财还经常出去打点零工。他说，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小，自己趁还干得动，得多赚钱。一代人养一代人，赡养老母亲的责任自己会扛着，不让儿子们来分担。“母亲年纪大了，百年之后肯定要办个白喜事。我还得多赚点钱，到时候不能办得太寒碜。”

　　李淼财做零工一天能赚80元钱，几个月前他还跟村里人远赴新疆打工。“年纪越大，请你做事的人越少。”李淼财说，如果身体没有什么毛病，自己还想再干上几年。

　　让李淼财高兴的是自己有两个儿子，他认为这无疑给晚年生活上了份保险。他告诉记者，农村就是这个风俗习惯，儿子给父母养老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如果我儿子不养我，我去砸了他们吃饭的锅都没关系，村里人还会帮着我说他们。”

　　不过李淼财也承认，现在这种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他们对长辈好不好，村里人也很难说得上话。“因为他们不在村里住。如果像祖辈一样在村里住，对父母不好的话，走到哪儿都有人戳脊梁骨，会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外出务工确实给了一些不孝子女逃避责任的机会。记者曾经采访西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村，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住着茅草房，靠种土豆和玉米维持生计。他们养育了5个孩子，都已成家，在外打工，当年春节却没有一个子女回家和父母过年。老夫妇家里也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子女，过年的时候倍感凄凉。

　　“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哪能怪他们呢”

　　《礼记》说：“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为大孝；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为次孝；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此为下孝。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刘燕舞看来，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了艰难维持的窘境。刘燕舞长期研究农村养老和农村老人自杀问题，他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农村老人自杀日渐增多，折射出传统孝道的日渐衰落。

　　根据他在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等7省34村所做的实地调研，刘燕舞认为，在农村，孝道的衰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即由父强子弱变为了父弱子强、夫强妻弱变为了夫弱妻强。父母权威或孝道的获得与儿子的地位有必然联系，当儿子在夫妻关系变动中处于弱势时，父辈将很难从儿子那里获得有力支持。

　　二是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市场理性甚至侵蚀到道德领域，使人们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有一点地位”，“无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没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

　　“如果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是养了我，但你养好我了吗？”刘燕舞说，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当记者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不少老人会说，“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我老了没用，帮不上他们的忙，哪能怪他们呢。”或许，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更或许，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父母在这头 儿女在那头

　　“我已经好多天没看到人了。”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81岁的农村老人李喜鹅见记者进屋有点儿激动。由于缺煤烧，她住的窑洞很冷，在家里老人还穿着棉衣。“前几天感冒，躺在炕上起不来，这两天刚刚好了一些，能下地走动了。”李喜鹅说，她以为自己这次就要“悄悄地走了”，没想到“硬扛了几天又活了过来”。

　　李喜鹅老人的境遇让人心酸落泪，不过却是许多空巢老人、留守父母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多少人进城打工，多少人跳出农门，多少人远赴他乡讨生活，而他们年迈的父母，却由于种种原因大多留在了乡村。留守，通常意味着艰辛和孤独；然而，他们的选择真的不多。

　　他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像孩童一样回答：“我想……”

　　79岁老人江希仁的屋里昏暗阴冷。一张破旧的钢丝床上，凌乱地铺着一床被子，离床外侧一米远的地方，两条长板凳托起一台老款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上不断闪烁着白色雪花。老人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

　　江希仁是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的一名留守老人。由于家里地少赚不到钱，惟一的儿子带着一家人去了外地打工，留下老人独自生活。因为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多，开销又大，从今年过年到现在，儿子一共只给他汇了1000元钱。

　　“我身体不好，平时总免不了看病吃药，包括吃饭，一个月最少也要300块钱左右。”老人告诉记者，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几瓣来用。老人每个月有55元国家发放的养老金，家里的一亩多水田租给村里人种，一年可以收到500多元的租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可能是感觉记者不适应屋里的昏暗，老人打开了电灯。在堂屋的桌子上，记者看到一个大碗里剩着几块南瓜。这是老人惟一的下饭菜。老人说，中午做了一大碗，到晚上还没吃完，明天早上可以接着吃。

　　南瓜是蒸熟的，这样可以不用油。为了省下菜钱，他还种着一小块菜地，因为年纪大了，干不动活，老人的菜地里最多的是南瓜，还有一些青菜，“因为这些菜不怎么费力气”。

　　在外打工的儿子很少跟家里联系，家里也没有电话。偶尔邻居会告诉老人，他的儿子打电话来问过老人的情况。“你想他们吗？”当记者向老人提出这个问题时，老人不禁哭了起来。他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像孩童一样回答：“我想……”

　　老人为儿子着想的固执，让他内心每天都忍受着煎熬……

　　山西省芮城县历山村在外打工的村民任军荣，说起留在家乡的父母就悲从中来：“2000年时父亲癌症病重，瞒了我大半年，过年回家才知道的。但他怕耽误我挣钱，过完年后立马赶我走，半年后就去世了。”任军荣说，这件事让他无比悔恨和自责。

　　其实不仅是农民工，那些跳出了农门、在城市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儿女，面对留守的父母，也颇多无奈和纠结。老家在赣南农村的谌小枫(化名)研究生毕业后在南昌的一所高校工作。尽管每个月有差不多4000元的收入，但他在这个城市里却是“受着煎熬地活着”。

　　谌小枫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境困窘。他念大学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好几万元的债务。一直以来，每个月的工资拿到手，他留下一半，剩下的都寄回家里还债。前年，他的父亲罹患肺癌，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先后向同事借了8万元钱，最终还是未能留住父亲。

　　谌小枫说，老人为了培养自己，到死都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让他更加珍惜农村的母亲。他多次提出要接母亲来南昌生活，尽管自己目前是租房子住，收入也不高。

　　但母亲拒绝了他。“母亲跟我说，自己现在还能一个人生活，还可以种种地，管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如果进了城，什么事也做不了，纯粹是个吃饭的人，会增加我的负担。”

　　谌小枫说，母亲说不过自己时，便会提出等他解决了个人问题，再考虑来南昌生活。每当此时，谌小枫便无话可说。因为尽管已经30岁出头，谌小枫还没有谈过女朋友，更不用说结婚。没车没房，还欠着一屁股债，这让他没有勇气也没有心情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

　　“等还完了债再说吧。现在最主要的是能说动母亲来南昌。”谌小枫说，老人吃了太多的苦，不忍心看到她再如此辛劳。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说了一年多了。老人为儿子着想的固执，让他内心每天都忍受着煎熬……

　　进城难 留守亦难

　　在急速变迁的中国，像江希仁那样艰难留守的父母和谌小枫那样牵肠挂肚的儿女，不知有多少！父母在这头，儿女在那头，而城乡的间隔，又岂止是空间的距离。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儿女有心也有力接父母进城，父母却并不愿离开故乡的热土，因为那片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根，有岁月的点滴和抹不掉的记忆。

　　在南京上班的郭女士，老家在苏北农村，父母都60多了，也不愿意长期跟她一起在城里住。“两个老人守着一座空房子，没有其他人陪。有时候老人生病了，我只能请一两天假回去看看，很快就得回来。父母虽然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好受。”郭女士说。

　　这样的情景，近年来在广大城乡，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江苏洪泽县涧前村的赵大爷今年83岁，老伴也80岁了。几个孩子远在上海、苏州等地，最近的也在县城上班，平时就老两口在家，守着四五间房。记者来到赵大爷家时，赵大爷正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发愣，老伴则在一边捧着簸箕摘菜。

　　“老伴腿不太好，不方便到处走，靠几个孩子寄钱回来给我们养老。年纪大了，平常在家也不能干活，也没什么事可做，串串门，晒晒太阳，跟乡亲们聊聊天，看看新闻，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赵大爷说。

　　记者了解到，几个孩子也放心不下老两口，一直想让他们进城去住，但老两口不想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另外也真是住不惯啊。赵大爷的大儿子在苏州工作，总让老人们过去，拗不过，他们一年也去几次，但住不了几天，就想回来。

　　“外面太吵，又没有熟人，连说说话都找不到人，住不惯。”赵大爷说，在农村住习惯了，对城里很多事都不适应。“去儿子家时，我喜欢在小区里转悠，结果有几次被保安盘问，还以为我是偷东西的呢。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农村舒坦。”

　　不过留守也有留守的难处，不生病还好，老两口还能相互帮衬着过。“一生病，又没人照顾，孩子们就着急，不能回来照顾我们啊。最后没办法，孩子们就出点钱，请村里乡亲帮着洗洗衣服，烧烧饭什么的。但村里都是老人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赵大爷说。

放不下的活计 生不起的病

　　记者见到62岁的夏金女时，天色已暗，她和村里的三位老太太还在鄱阳湖湖堤上，将晾晒了一天的稻谷收集装袋。为了赚些钱补贴家用，这位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梅溪湖咀村的村民，已经在寒风瑟瑟的湖堤上工作了好几个小时。

　　“早上把稻子铺在湖堤的路面上晾晒，下午没太阳了就收集起来装袋，一袋能赚8毛钱。”夏金女说，遇到有这样的活干，一天下来能赚个二三十元钱，够给家里买些油盐酱醋了。不过这样的零活不常有，一年只能干个十来天。

　　夏金女和丈夫一直生活在鄱阳湖畔的这个村庄。由于在家种地赚不到钱，惟一的儿子带着媳妇在浙江打工，两口子一年只能回来一次。除了耕种自己家里的两亩田，夏金女还负责照料上学的孙子和孙女。

　　养老对夏金女来说是一个略显沉重的话题。她说，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不容易，孙辈们读书开销也很大，所以趁自己还干得动的时候就多干点。

　　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夏金女一样，许多农村老人已经六七十岁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还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农活。

　　在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村民赵福会说，现在一到秋收时节，田里打谷子的几乎全是弯腰驼背、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老人要挑好几十斤一担的稻谷到院坝去晒，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2010年，重庆市农业部门曾对330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赡养老人方面，虽然被调查村民都明确表示要好好赡养老人，包括物质供养和精神安慰，但平时帮老人干些活或给钱的仅占三成。

　　一些农村老人告诉记者，在农村可不是到了岁数就退休，多数都要“活到老、干到老”，自己种点庄稼、挣点钱，才能活得硬气。最怕就是腿脚不利索了，或者生病了，不但干不动活，还成了全家的拖累。

　　曾在江苏洪泽县涧前村当过村干部的徐宝胜说，农村老人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60岁至70岁，称之为“年轻老人”。虽然是老年人，但还是忙个不停，逐渐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仅要干农活，还要负责照顾留守儿童和更老的老人。

　　二是70岁至80岁，称之为“中年老人”。如果身体还可以，一般自己解决衣食住行。

　　三是80岁以上，称之为“老年老人”。多数身体不便或患病，需要护理，如果经济条件差，境遇可能会很糟。

　　云南省富源县黄泥村82岁的老人何平安一家4口，经济条件较差。“干农活干到80岁，实在干不动了，在田里栽倒了好几次。最近两年才不怎么下地了，不过偶尔还去地里挖挖，除一下草，种点小菜，好改善一下生活。”黄泥村党总支书记陈金桃说。

　　何平安总算身无大病，相比之下，同村65岁的张成锋老人日子就艰难多了。张成锋老人有心脏病，得过心肌梗塞；老伴身体也不好，去年和今年两次做手术，花了6000多元。儿子们凑了一点钱，找亲戚借了4000多元，好歹是挺过来了。

　　“借的钱我们是没办法了，只能靠儿子们打工慢慢还吧。”张成锋叹一口气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能熬多久。”记者在他们家看到，房子的墙体开裂了好几寸，已经成了危房，老人愁眉不展，好半天没有一句话。

　　老人最怕的是疾病，最难以避免的也是疾病。

　　山东省前两年的调查显示，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患有各类老年病的占81.39%，有听力障碍的老人占45.80%；患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占33.19%；患运动系统疾病的老人占31.19%；同时患有两种及以上疾病的老人占43.61%。

　　在农村，由于经济收入有限，老人生病对一个家庭的冲击要比在城市大得多，很多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

　　富源县回隆村76岁的陈绍奎老人一身病，10多年了，吃点东西肚子就胀痛，长期靠打针维持。

　　“我每个月的收入是新农保60元，低保94元，可打针的支出每个月至少要400元，儿子条件不好，能支持点也有限，难啊！”陈绍奎说，如今自己干不动农活了，连菜都没得吃，只好跟邻居东家要了西家要，更别提吃肉了。

　　重庆石柱县黄山村的王应平家，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王应平80多岁的母亲秦大英患有白内障和肺气肿，眼睛几乎失明。由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秦大英长时间卧床，床上床下凌乱地堆放着酚酞片、氯酚黄敏片、乙酰螺旋霉素片等药盒。

　　他家的木板房半边墙板已经垮塌，屋角蛛网密布。王应平说：“最近10年来，妈妈一直生病。为了照顾老人，我无法外出打工挣钱。家里口粮全靠2亩地种点水稻和马铃薯，我有时上山采些五倍子等药材卖。妈妈的医药费是家里最大的开支，一分钱都存不下来。”

　　还有的老人尽管在经济上比较宽裕，但因为乏人照料，也不得不默默忍受病痛。重庆江津区永兴镇阳岩村82岁的张清杨老人，患有高血压、支气管炎等慢性病。他告诉记者，如果儿女不在身边，他从不敢去大医院看病。

　　“家里4个儿女都在外地打工，每月给我寄来近1000元的生活费。虽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一生病就只是到村卫生室看看，没办法啊，去大医院肯定要住院，没个人在跟前怎么行，干脆就不去了。”张清杨说。

　　[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勿让农村“养老”成奢望

　　养老已成为农村地区迫切而重大的难题。近年来，国家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应对这一难题，推行了农村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农村养老奠定了制度基础。不过在农村空心化加剧、养老服务业匮乏的背景下，如何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安度晚年，仍然是对全社会的一个重大考验。

　　完善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依靠的是“养儿防老”这一传统途径。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家庭的规模在慢慢发生变化，以前一个家庭有三四个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而现在重担只能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这让农村的“养儿防老”遭遇困境。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许亚荃说，我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寻求以“制度养老”替代“养儿防老”。目前全国已推行新农保，每位年满60岁的农村老人每月可以领到5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只是这种保障水平相对于不断增加的养老费用显得有些微薄。

　　云南省富源县老龄办副主任王卫疆说，云南的新农保从无到有，目前已实现了全面覆盖，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以领取60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的生活困难。不过60元的保障标准确实有点低，现在物价上涨快，期望养老金能有所调整。

　　许亚荃建议国家建立新农保标准与GDP、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保证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

　　“这种普惠性政策考验的是国家财力的支撑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养老金标准需要提高，但大幅提高可能难以实现。”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刘紫云说，应在国家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鼓励商业保险积极加入，让其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益补充。

　　拓宽养老渠道

　　“由于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原因，农村十分适合推广居家养老。”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说，居家养老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既经济可行又比较人性化，但相对于城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应得到更多重视。

　　云南省曲靖市老龄办主任翟应江认为，针对农村老人居住分散的实际，农村居家养老应建立“一个中心、两支队伍”。一个中心就是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两支队伍是专业护理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应当具备日间照料、休闲娱乐、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医疗保健和法律援助等功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和运转经费。

　　“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农村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加大对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尤其要培养懂得急救护理、心理咨询、精神慰藉等方面知识的人才。”江苏省洪泽县民政局局长李大洋说。

　　另外，机构养老也是农村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蒙阴县夕阳红老年公寓负责人王兴英说，养老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需求很大。作为一种半公益性质的组织，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和补贴，以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下乡发展养老服务业。

　　针对农村养老机构资源短缺的问题，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还建议，一些地方医疗资源富余，可尝试将一些处于改制中或准备改制的中小型医院改办为养老院，发挥医院的医疗条件与专业的医护人员优势，满足农村地区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

　　注重精神关怀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明显增多，绝大多数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仅限于看电视、打牌、下棋、打麻将，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空心化严重，甚至想找一个说话的人都难，致使老人情感孤寂，有的甚至以自杀结束残生。

　　李大洋说，可以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需求，推广一些健康的文体活动，丰富其生活。洪泽县目前在进行健身操、太极拳、木兰拳的下乡活动，让这些健康的运动“走到村里去”，受到老人们的欢迎。

　　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办副主任岳秀霞认为，老人之间比较谈得来，可以选择一些年纪较轻、身体还好的老人上门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服务，然后给予服务者一定报酬。这种居民互助的办法，既让老人们有相互倾诉的对象，又让部分老人取得了一定的收入，一举两得。

　　同时基层干部们认为，精神关怀最重要的是来自儿女们的善待和尊重，这是老人们晚年最大的安慰。

　　“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江西横峰县青板乡政府干部肖建林说，老人们对子女不仅有物质上的诉求，更有精神上的诉求，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就会让老人念叨好久。

　　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要大力倡导孝道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孝敬老人的良好氛围，将“新二十四孝”落到实处，对一些不尽孝道、不赡养老人的子女施加舆论压力，必要时诉诸法律手段，营造社会敬老、村居助老、家庭养老的良好氛围。(涂超华 王骏勇 李兴文 伍晓阳 潘林青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