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观察家认为，中共的权力交接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发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共在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进一步走向成熟。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唐纳威评价说，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诞生标志着中共再一次按照自己的模式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这已经足以载入史册。

    ９１年前，中共在民族存亡的时刻，开始苦苦求索国家复兴之路。党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通常只有功勋卓著并在全党深孚众望的人才能被拥戴为领袖，这是中共保持活力、获得人民拥护并最终战胜强敌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共在权力交接问题上也走过弯路，尤其是“文革”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严重破坏，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代替集体决策，其结果是悲剧性的。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说，犯了错误能够及时自我纠正是中共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政党日益变得成熟的一个特征。

    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勇气，在改革开放后提出探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及国务院都实行任期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些规定结束了在中国长期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根据２００６年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同一职务连任不能超过两届。

    中国各级党政干部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实行离退休制度。对领导干部确立了退休年龄限制。

    中共从十三大开始实行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并一直延续至今，近两届差额比例都在８％以上。十七大上，中共第一次尝试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民主推荐６３岁以下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党内民主更进一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认为，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实现了从个人魅力型领袖治理到集体领导模式的转变。事实上，制度化机制已经在中共各级领导层交接过程中使用，对权力加以限制。

    公方彬说，中共掌握巨大的权力和资源，用得好，可以做到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中共不存在与其他竞争性政党的政治博弈，要巩固执政地位只有不断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因此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的产生严格遵循了党章和组织程序，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１１月１４日，２３００多名中共十八大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１５日，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

    李成认为，这些制度化的规范形成了领导干部选择的连贯性和公平性，党内民主的日益扩大不断强化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２０１２年是世界范围内大国的“选举年”。世人很难不把最大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两个国家的选举换届做一些比较。李成认为，民主之路在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共高层领导的产生机制，与其特定的党内民主形式相联系，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员约瑟夫·简宁认为，中共高层权力交接实现了政策的连续性。

    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鲜面孔已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肩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人们有理由相信，不断走向成熟的中共还将继续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