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人来说，伦敦奥运会是一届向体育本身回归的奥运会，但公众尚未看到体育体制向体育精神的完全回归。

    羽毛球女双比赛中，中国与韩国的女双组合、韩国与印尼的女双组合，因消极比赛，引发现场震耳嘘声。17岁小将周俊失利，暴露了运动员选送机制的严重问题。几位运动员夺得金牌后，透露家庭遭受重大变故自己曾长期被隐瞒，使人产生这种做法已成惯例的印象；运动员得到银牌后失声痛哭，失利后被称为耻辱，显示他们承受了过大压力。媒体报道，有的地方在运动员家乡县城组织集体观看比赛，当奥运选手夺牌无望，刹那间只剩下选手的父母，甚至没有人送老人回家。

    奥运在中国，确曾凝聚为巨大的悲情与翻身情结。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现代奥运，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给中国带来了传统世界格局被颠覆后的巨大伤痛。由此，奥运既是中国人的心伤，也是中国人骄傲的一块基石，视之为国运国力和民族精神的赛场。

    从刘长春万里飘泊，单身赴会，使中国不再自外于奥运，到许海峰数十年后一枪击破金牌零纪录，从洛杉矶首发惊人到兵败汉城，再到2008北京“无与伦比”的美好，中国国民纽结在奥运会上的凝重得到一遍遍省思，也得到根本性的释放。伦敦奥运，人们看似热情下降，实则是正在走上奥运认知正常化的道路，人们看待奥运的眼光，正在回归体育，回归娱乐，回归文化、人生和人类精神的展示。

    正因对竞技运动的理解越来越接近体育本质，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体育体系如同庞大的机器围绕着金牌生产运行。竞技是人在“更快更高更强”上的努力，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真实、阳光、和平、宽容、人道等价值，以最简单的形式展示于此。那些为夺金牌而设计的计谋、训练方式、管理方法，以及为金牌存在的各种社会动员方式，遭到越来越多批评，无非因为那些做法将金牌变成体育的目的，并与国家荣耀进行莫名捆绑，跟人们普遍的生活遥不可及，却成为体系自身的政绩乃至体系中人寻租利益的平台。

    运动员选拔有着复杂的关系平衡，而公开竞争的结果被改变，各种利益关系被考虑得丝丝入扣，而运动员的竞技生命可以被扭曲，当安排出现了恶劣后果时，安排者们考虑的仍非相关运动员的命运，而是相互卸责。消极比赛，或说人为操纵比赛、虚假比赛，曾经能在国家荣誉、运动队集体荣誉之下得到赞扬，运动队的谋略和运动员的大公无私获得肯定，而现在人们已视之为损害运动员利益、体育公平、国家形象、愚弄公众的把戏。人们相信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性闪光的场所；而运动员成为封闭人，家人重病乃至死亡都不被告知，不仅使金牌显得冰冷，而且表明围绕着运动体系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氛围。比赛失利被称为耻辱，虽已有媒体自我纠正，但获得银牌被称为夺金失利，仍是普遍表述。

    一切围绕金牌，一切为了金牌，就是体育的锦标主义。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锦标主义、金牌至上，近几十年中国体育的道路，现在面临新的选择。体育来自何处、去往何处，体育为了什么、依靠什么，体育的荣耀与耻辱建基于什么，这些根本问题在显现出来。国民已走得很远，而体育体制仍然在金牌至上的泥淖之中。

    毋庸置疑，金牌在竞技体育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金牌不是体育的GDP。人们对GDP也曾顶礼膜拜，而现在，人们已经扭转了对这个指标的认识。毫无疑问，GDP并非不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然而GDP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不比社会生活更重要。它是发展所呈现的一种结果，但并非发展的原动力和发展的目的。我们看到，GDP也曾经是全民的焦虑，视之为国力的标牌、荣誉的象征。我们也看到，GDP数字之下的发展怪举，人群间的不公正、环境的掠夺性使用、治理的短期行为乃至乖违常情、数字弄虚作假，还有专对资本的优惠、权力与资本的联姻、血煤血拆的苦难，等等。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等，这些命题不断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主题，这正是GDP主义、发展主义、增长主义路向的转折，而现实中GDP主义仍大行其道，显示了社会前进的巨大惯性和迟滞效应，实在不容易改变。

    “数目字管理”被视为现代化的手段。于是论文数量是学术的GDP、升学率是教育的GDP，公共医疗更是直接变成了经济部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被一种可供“量化考核”的简化指标统辖，排名表成了最基本的管理工具。这种被称颂为先进、客观、科学的“数目字管理”，就此凌驾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上，数字已具有比具体的人更神奇的力量，也比人的生活状况更值得操心。

   城市的建成区在迅速扩大，高楼鳞次栉比，GDP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在更快地增长，金牌数量、论文数量、医院规模、销售收入、奶品消费……举凡一切数字，都在报告“前所未有”的好消息，前所未有地忙碌，前所未有地有成效。而矛盾冲突、环境事件、事故死伤、灾害规模，也在扩大。

    以人为本，以人的生活为本，以人的权利为本，以人的实现为本，这不仅是体育的课题，更是社会诸多方面的课题。（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