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在人们的期待中于2月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作为三农研究者，在我的感觉里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人们对中央一号文件翘首以盼，反映了社会对三农问题关注度的提高。

    全社会关注农业,对农业和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的普遍担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位置，明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面对气候变化、资源压力，农业科技在应对农业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今年一号文件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位置有许多亮点，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明确指出农业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其实，这是由农业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所决定的。过去我们把农业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要素，简单地提出由市场调节包括农业科技在内的农业要素的供给，甚至让农民购买农业科技。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只要一提到减员增效，首先想到的是给农技人员“断奶”，要他们“自负盈亏”，其结果，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线断”、“网破”、“人散”。殊不知，农业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是农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典型的公关产品。无论从事农业科研，还是从事农业推广，都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须由国家保障无偿为农业和农民提供服务。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创新重点、创新机制和创新条件保障，要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特别提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政策，即：乡镇农技人员工资待遇要与当地事业单位的平均收入相衔接，今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所有农业县，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这是中央财政支持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重大政策突破，也是农业科技“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的具体体现，将对我国的农业教育、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个突出的亮点是提出振兴发展农业教育。特别是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乃至威胁农业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吸引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年轻人从事农业，并把农业生产作为终身职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重点培养。

    职业农民至少具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具有较高的收入，其收入只有显著高于城市打工收入，才有可能吸引年轻人致力于农业发展，因此，职业农民一般具备较大的经营规模；其次，职业农民以农业为终身职业，不是为追逐利益而见异思迁，职业农民一般有农业后继者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三，职业农民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职业农民的培育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依赖于土地流转、城乡关系、乡村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职业农民可以是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经理、农业经纪人、民营农业科技服务人员等。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府应该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充分发挥农业职业学校、农业广播学校的培训功能，支持符合条件的年轻农民进入各级各类农业院校免费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

    “三农”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央一号文件不仅在指导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在唤起全社会重视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教育作用。

    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九个一号文件分别就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民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稳定发展、改善农村民生、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政策安排，每一次一号文件的发布都是一次对全社会的农业教育，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现代农业的发展还涉及到城乡关系、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与农民教育、乡村文化建设、农民生活、农民工问题等很多方面，我们期待着更多涉农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的解决三农问题不断提供政策支持，努力形成全社会支持“三农”的社会氛围，向着城乡和谐、农民富裕、农业生产稳定、安全、可持续的目标努力。（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朱启臻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社会学会理事，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农村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特邀理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朱启臻教授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有关“三农”研究课题20多项，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100余篇，对农业社会学、农民组织和新农村建设等领域均有独到见解。主要论著有《农村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农村土地管理中的农民参与》、《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