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社会横向流动与极其有限的社会纵向流动并存积蓄着极其不安定的能量。全社会必须关注：给低收入人群进入中产的希望！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通，加快了财富创造的速度，但同时也加剧了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美国如此，金砖四国亦如此。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收入分配研究结论表明：近二三十年间新增财富中大部分集聚于少数高收入人群，绝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

　　虽然中美经济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却是两国乃至大部分主要经济体都极为关注、而且必须妥善解决的迫切问题。所谓“美国梦”原本是要充分保证社会流动性：一个一无所有的外国移民，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通过奋斗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无限提升。然而，刚刚经历金融风暴的美国，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却是减少社会流动性，即避免已经占人口70%的中产阶层因金融的去杠杆化和高失业率等一系列原因收入大幅减少，进而使美国的长期消费力和竞争力受到根本性的打击。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十分低。人口的横向迁移因严格的户口制度受到极大限制，纵向流动也一样，大部分人处于相似的社会阶层，很少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的横向流动随着户口制度的淡化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十分活跃，这与极为有限的社会纵向流动形成鲜明对比。按照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一小部分人的财富急剧膨胀，迅速到达社会的顶端，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部分人却面临着“楼层天花板”难以进入中产阶层。人们这时才想起邓小平当时说的后半句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何等重要。社会上出现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预示着阶层的分布趋于固化。这种固化是可怕的。当人们看不到打破天花板，“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时，特别是大部分底层人群对进入中产阶层绝望时，这种固化就有可能被人们以非常规形式打破，而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纵向流动成本将是巨大的。

　　毋庸置疑，在中国，宏观方面对财政、税收和信贷等一系列政策调整，会对增加社会流动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给民营企业更多些机会，给中小企业多一点倾斜，为低收入群体多一些社会保障，都会对中产阶层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

　　然而，企业家，特别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应当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少一些奢华的消费，与员工多分享些企业发展的成果，不仅是肩负起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激励员工，保持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企业家也将由此获得社会更多的尊敬。

　　无须讳言，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十分稀缺。那些刚刚在社会顶层落脚的少数成功企业家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新压力，我们应予理解。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大规模的社会横向流动与极其有限的社会纵向流动同时并存积蓄着极其不安定的能量。这是极其危险的中国社会现状。全社会必须关注：给低收入人群进入中产的希望！